“信用建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但在我國，很多領域存在著嚴重的失信現象，需要從法治高度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浙江農林大學黨委書記沈滿洪準備的“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用建設促進法》的議案”，得到了30多名與會代表的聯名支持。

沈滿洪說，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構建的治理體系包括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和生態治理等方面，但每個方面都離不開信用建設。他認為，推進誠信建設，需要不斷采取包括法治手段在內的各類措施。

沈滿洪說，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規劃綱要（2014-2020）的通知》是我國第一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文件。以此為標志，政務誠信建設、商務誠信建設等開始全面納入深化改革的部署。目前，國務院規劃已經到期，后續信用建設從我國新發展階段和新發展格局看，必須制定并實施信用建設促進法。

他認為，當前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信用立法已相對成熟，它們通過消費者信用法、公平信用報告法、信用修復機構法等法律規章，讓社會信用體系處于有效運行的法律保障中，我國立法可從中借鑒。目前，上海、浙江、湖北、河北等地出臺或正在制定地方信用法規，這為國家在社會信用立法上奠定良好的基礎。學術研究也表明，誠信不僅需要德治教化，更需要法治保障。

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針對道德領域突出的誠信危機，明確提出了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激勵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

基于此，沈滿洪認為，推進信用立法已有良好基礎，把法律的規范性和引領性結合起來，通過設定相應的權利義務，使其轉化為具有權威性、引導性、激勵性、約束性的剛性規定。

沈滿洪設想的信用建設促進法有三大部分、10個方面，包括信用建設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信用建設基本內容的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信用建設措施的信用法治、信用德治、信用自治與信用智治等。

沈滿洪強調，政務誠信事關誠信建設全局，在處理政府之間、政府與企業、政府與人民關系時，政府首先必須堅守誠信理念，確保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則是社會信用建設底線，要建立起司法失信終身追責制度，并落在實處。“讓守信者獲得充分尊重，讓失信者付出足夠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