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種理論的產生，源泉只能是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動力只能是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現實要求”“理論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創新”。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實踐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極為豐富的素材，也為經濟學者提供了施展才能最廣闊的舞臺。中國經濟學者要始終把自己的研究和國家發展所需緊密結合起來，扎根于我國經濟建設實踐推動經濟理論創新。

我的經濟學研究之路始于興趣，而后一直受益于理論聯系實際的治學方法。中學時，我偶然讀到了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1950年，我報考了中山大學經濟系并被錄取。1954年秋大學畢業后，我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先后遇到孫冶方、駱耕漠、于光遠、薛暮橋、徐雪寒等前輩，常常有機會接受他們的言傳身教，獲益良多。特別是孫冶方先生，他是我開展經濟學研究的“領路人”，其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一直影響著我，使我在幾十年的經濟學研究之旅中始終堅持通過調查研究和實踐經驗求索智慧。對于我的學生，我也要求他們不能只是囿于書本或是在網上查資料，吸收別人的“間接經驗”，而是要多開展實地調查、多了解真實情況。

經濟學是實踐性很強的致用之學。從實踐出發、以問題為導向是經濟學創新發展的科學方法。改革開放后，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更加明顯。做經濟學研究，要更多地從實際出發，找問題、找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我們要學馬列主義，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能給出解決現實問題的現成答案，只能運用它的原理、立場、觀點、方法，通過自己的摸索、咀嚼、創新來提出答案。1983年，我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在此后的10年間，我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價格改革問題。那時，我依托工作單位加強同物價部門的聯系，加強調查研究，了解到許多經濟運行中的實際情況，在此基礎上開展相關理論研究，逐漸產生以市場化推進價格改革的觀點，并在價格改革領域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主張。1993年至2013年的20年間，我有幸參加了10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有機會更加深入地接觸實踐、了解中國國情，這對我的經濟學研究具有很大幫助。事實證明，只有深入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探索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才能為改革決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永遠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我一直認為，研究改革開放問題，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天職，也是我們施展才能、報效祖國的絕好機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時，時代也對中國經濟學提出一系列需要解答的重大課題，中國經濟學迎來了創新發展的重大機遇。經濟學者應當抓住這一重大機遇，對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進行科學分析和研究，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發展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現在我已年逾九十，體力、精力雖不如年輕時候，但我依然非常關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堅持了解發展新質生產力等實踐中面臨的新課題，時不時與年輕的經濟學者交流探討。黨和國家授予我“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這份至高無上的榮譽，我深受鼓舞、倍感光榮，同時也希望這份榮譽能夠激勵中國廣大經濟學者追求學術真理、為國建言獻策。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方法，發揚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精神，尊重科學、尊重實踐開展經濟學研究，就一定能夠更加靠近“經世致用”的治學理想，實現更多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經濟理論創新。

（作者為“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