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踐悟】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也是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精神源泉。2024年10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考察時，來到安慶桐城市六尺巷，了解六尺巷歷史及其傳承，聽取當地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等情況介紹。他強調，“要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協同發力，打牢社會治理的文化根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打牢社會治理的文化根基，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社會治理中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貴資源，充分發揮德治文化的作用。

德治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在很早就形成了獨特的德治傳統。西周時期，“敬天保民”的理念就已形成，體現在法律上，就是明德慎罰的原則。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將德治提升到更高位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并在司法上提出了“無訟是求”的主張。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儒家化的洗禮，《唐律疏議》以“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為宗旨，“德主刑輔”成為中華法系的基本底色并為后世所傳承，宋以后更是主導著家法族規和鄉規民約的制定。整體而言，傳統德治相信人心和教化的力量，認為有德者的表率與教化能使人向善；古代法律也因其濃厚的道德性而具有勸善功能，德法互為表里，共同作用而達成善治。

相較而言，法治的作用空間主要在“懲惡于已然”，德治則以“禁惡于未然”為旨趣，具有源頭治理的指向。這一指向作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德治為社會善治創造良好人文環境。“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德治以道德自覺形成內心律令，并以羞恥感等為媒介促成個人行為邊界的養成。另一方面，德治構筑社會治理的文化基礎。當前，伴隨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人民群眾在精神層面上的需要日趨多樣化；隨著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鄉村社會出現新變化，而新社區文化的建構還未完全成型。在此背景下，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亟須發揮德治文化的作用。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弘揚德治文化的崇德向善精神。德治文化以提升個人修養為邏輯起點，強調遵循凈化內心、克己復禮、以德化人的邏輯進路，并以“心靈秩序”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凈化內心，就要從倡導家庭、學校、社會等多領域的禮讓文化做起，形成事事懂得禮讓道理、處處彰顯和諧精神的社會良善治理氛圍。尤其要從家庭教育入手，講好傳統禮讓故事，讓禮讓家風代代相傳。同時，還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例如，克己復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倫理道德觀念，也是中國古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為傳統社會關系維系和社會秩序維護提供了本源性支撐。運用到現代社會治理，就是要將“禮讓”“和為貴”理念注入村規民約等社會規范，筑牢群眾自律根基，讓干事創業、為人處世有尺可依、進退有據。

激活德治文化的社會作用機制。傳統德治文化調節社會秩序的作用機制，一個重要方面是熟人間的輿論制約，這一作用的發揮，建立于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基礎之上。在一定程度上，當前我國鄉村已進入半熟人社會，城市進入到陌生化社會。適當縮小自治單元規模，將“陌生人社區”打造為“熟人社區”，是德治文化調整社會秩序的一條有效路徑。目前，各地推行的村（居）民說事制度，就是這一路徑的典型實踐形態。不少村莊以自然村、村民小組為基礎成立村民說事會，自然村、村民小組因集體土地的利益關聯以及因曾經的生產生活和人情往來易形成共同體；城市社區則以小區、樓棟為單元建立居民說事組織，通過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消除隔閡。以說事場景的反復適用扎牢群眾自治之根，有利于提高村民社會關聯度，提升村民的一致行動能力，進而有效增強群眾自我管理效能。

解碼德治文化的調解糾紛功能。在調解糾紛的場合，德治文化強調以調解為重心、以社會力量為依托、以自治規則為依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內部矛盾要用調解的辦法解決。六尺巷體現了先人化解矛盾的歷史智慧，要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場所，發揮好中華民族講求禮讓、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作用，營造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環境。”當前，許多黨員干部、道德楷模廣泛參與基層調解工作，并在調解過程中普遍融入情理與常識，體現了傳統德治文化在當代解紛止爭中的生命力。新征程上，為進一步發揮德治文化在糾紛調解過程中的作用，應打通條塊分隔、部門壁壘，打造集行業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仲裁、訴訟等為一體的一站式解紛平臺，夯實德法共治之基；在村居、鎮街、縣域等領域全面鋪開解紛力量，構建情理法相融合的調解格局，將調解機制融入社會治理的源頭、過程與終端，綜合運用自治規則、德治規則與法治規則，以調促和，實現糾紛的徹底化解，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作者：邱少暉、張紅飛，分別系安慶師范大學六尺巷和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安慶師范大學黨委常委、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