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一頁】

《共產黨人》雜志是中共中央創辦的黨內理論刊物，創刊于1939年10月，停刊于1941年8月，共出版19期。該時期正處于國民黨大力推行反共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出現嚴重倒退之際。抗日戰爭既是軍事戰，也是人心戰，只有通過卓有成效的動員工作，才能匯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形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與“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危急存亡關頭，《共產黨人》雜志提出共產黨員要“動員群眾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的緊急任務。為此，它刊載了很多有針對性、指導性、參考性的文件與文章，及時指導幫助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加強動員能力建設，為凝聚力量爭取全民族抗戰勝利發揮了歷史作用。

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共產黨員只有“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可見，要提高動員能力、戰勝敵人，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發揮至關重要。《共產黨人》雜志刊發的文章為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提出了諸多意見建議。1940年4月25日，楊尚昆在該雜志發表文章指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覺悟的部隊、馬克思主義的部隊，“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混淆起來，更不能把黨同一般群眾混淆起來，這是布爾塞維克黨一個基本的原則”，他認為應該把不能在群眾中發揮先進作用、領導作用，使黨的純潔性受到損害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堅決清除出黨。9月20日，張聞天在雜志撰文探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時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最積極的主張者與擁護者，“首先要表現出自己的模范作用”，“對于一切抗戰的人們，不論是頑固分子也好，不論是中間分子也好，不但不應該自高自大，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都應該采取主動的、積極的、熱情的同他們交朋友的態度”。10月20日，李維漢在雜志刊文探討敵后抗日根據地如何落實三三制政權原則時，著重強調在執行三三制的過程中，共產黨員要“作出實際的模范，以爭取和團結更廣大的人民及黨外進步人士和中等階層的人士”，要“以黨的正確政策及自己的工作模范去影響和團結非黨人士，一致為抗戰建國服務”。

與此同時，《共產黨人》雜志也明確提出了共產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一些具體方法。如1940年2月發表的通訊指出，延川縣禹居區三鄉黨支部把共產黨員“打日本，領導群眾，作模范”作為對黨員教育的重要內容，新入黨的黨員要宣讀“不怕困難，永遠為黨工作”“要作群眾的模范”等誓詞，明確要求在救國公糧、買糧、擔架、運輸、募捐等工作上，男黨員要發揮核心作用，在做鞋、慰勞等工作上，女黨員要發揮模范作用。5月刊登的通訊在總結某留守兵團七團第八連士兵工作經驗時，認為該連支部負責同志在生產中“非常熱烈的幫助人民”，在開荒時“與地方黨協商動員人民”，從而使生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就，民眾也因此“非常熱烈的幫助他們”。同一期的另一篇關于鄉村工作的通訊則探討了黨員如何通過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動員群眾繳納救國公糧。在該項工作中，“出糧最多的（比例說）是黨員干部和好的群眾”，有的自然村每3名工會會員就成立一個工會小組，小組會7天開一次，會議重點強調“工人是無產階級”“凡事悉作模范”等思想主張。

《共產黨人》雜志對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的要求和指導，既有理論層面的，也有實踐層面的，既有宏觀層面對指導原則的闡釋，也有微觀層面對先鋒模范作用如何發揮的具體剖析，為提高共產黨員的動員能力提供了方向和建議。

靈活運用各種方法策略

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是提高共產黨員動員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為此，就需要學會靈活運用各種動員的方法策略，只有如此，才能把一切積極力量團結組織起來。《共產黨人》雜志在此方面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的建議。

1939年10月，楊松在《共產黨人》雜志創刊號發表文章，就如何進行宣傳鼓動工作著重指出，動員對象不同，動員內容也不同。如針對敵偽軍，要注意“利用敵軍內長官和兵士間的階級矛盾，啟發兵士的階級覺悟，鼓動他們的厭戰和反戰情緒，促動他思家返鄉的運動”；在自己軍隊內部，“而是鼓動他們熱烈地參戰，驅逐日軍出中國，以求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以求得到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在國際宣傳方面，要注意“揭露敵人的殘暴和野蠻”“宣傳我軍抗戰的英勇，軍民的團結，以爭取國際輿論對我之同情，而不同情于日寇”。1940年6月，雜志刊文針對如何動員青年群體指出，在動員過程中，“不應背誦黨的決議，不是把黨的決議照抄”，“說話要生動親切，要使青年能懂，要富于情感，要誠懇坦白，不要沉重呆板，而要多采取文化娛樂、游戲等方法去吸引青年參加政治生活、給以革命的教育”。

與此同時，《共產黨人》雜志及時刊發中共中央的各種指示文件，對各級組織和黨員動員能力建設工作進行具體指導。1940年11月，刊登《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人團體的指示》指出，“一個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相當聲望、能有一藝之長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對內對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響”，能夠對抗戰發揮重要作用，“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的使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夠最大的發揮”，要“更多地采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步，使他們接近大眾、接近現實、接近共產黨、尊重革命秩序、服從革命紀律”，同時還強調不要對他們提“過高的苛刻的要求”。1941年8月刊發的《中央宣傳部關于反敵偽宣傳工作的指示》認為，反敵偽宣傳是整個抗日斗爭的一個側面，服務于驅逐日寇出中國這個總的政治目的，必須在廣大群眾中間“闡明抗戰到底與抗戰必勝的道理”，“揭露敵人的殘暴行為與滅華陰謀”，“進行抗戰理論的教育，科學的教育，提倡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同期刊發的另一個文件《中央宣傳部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群眾鼓動工作的指示》提出，對群眾進行動員鼓動工作時，“必須抓住群眾最切身的最迫切的事實，抓住當前的動人的事例”；“語言文字必須是生動的和大眾化的，必須富于感情和富于煽動性”；鼓動的口號，“必須是簡明有力的，必須是能夠抓住和集中廣大群眾的意志和感情的”。

進行動員時必須講究方法策略，需要考慮對象特點、具體內容、具體方法以及實際效果等問題，《共產黨人》雜志通過不同方式對上述問題提出了不少方法建議。

及時總結動員能力建設中的有益經驗

善于總結經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是黨的事業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保證。《共產黨人》雜志非常注重總結黨在動員能力建設中的實踐做法和成功經驗，進行積極宣傳并使之在工作中得到逐步推廣應用。

1940年10月20日，該雜志一篇作者為“蕭江”的文章指出，河北完縣做婦女工作的干部“整日的下鄉工作，翻山越嶺，東跑西跑，不怕一切艱難困苦”，像“婆母虐待兒媳事、童養媳事、不合法的婚姻事，她們都用了百分之百的力量，幫助婦女們獲得適當的解決”。1941年4月，《共產黨人》刊登文章指出，延安中區五鄉在成立征糧委員會時，貫徹了三三制政權原則，由每十二三戶的居民公選一個代表，共選出27位代表，其中有18人為非黨人士，與黨中央的要求相符合。在該委員會幫助下，“該鄉原定出三四〇石公糧的計劃，不僅提前完成，而且超過了十一石四斗四升”。同一期馮治國的文章總結了黨員爭取和團結黨外人士及中間人士的經驗。在物色與爭取對象方面，“應從多方面看人，不要被一方面的或暫時的表現所限制”；在發揚非黨人士的工作積極性方面，“要信任他們，大膽的給予一定的工作任務與職權”，“要適當的解決他們的困難，特別是他們切身的困難”，等等。《共產黨人》雜志對各級組織和黨員加強動員能力建設過程中的做法與經驗進行及時總結與科學歸納，對推進動員能力建設產生了積極影響。

（作者：王鳳青，系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