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點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新時代美好生活不僅是物質豐盈、共同富裕的生活，更是精神超拔、境界高尚的生活。中國獨特的生活美學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既凝結著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學，又回應著新時代人們的精神需求和哲學審思；既關乎百姓日用的審美創造，又指向人生境界的持續提升，更具有包容開放的世界格局。在價值多樣、節奏加速、人機共生的當代社會，中國生活美學為人們構建有溫度、有詩意、有質量、有尊嚴的生活提供了重要路徑，成為通達新時代美好生活的精神橋梁。王一楠、袁勁、康倩三位青年學者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出發，就中國傳統生活美學的思想特質、生活美學的現實價值與實踐指向、面向未來的生活美學與生活美育等問題進行了闡發，從不同角度對“以中國獨特的生活哲思通達新時代美好生活”這一兼具理論與實踐意義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現出了新時代青年學者的理論自覺和文化自信。

生活美學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中國的生活美學研究是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大眾審美文化風潮而興起的，在21世紀初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大討論中達到了生活美學理論研究的新高潮。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的概念和中國的傳統交融碰撞，各種學術觀點和實踐視角層出不窮。馬克思非常重視和強調“生活”，他曾提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在新時代，中國的生活美學研究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構建起中國自主的生活美學知識和實踐體系。幾位青年學者的研究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路徑下開展的，如王一楠認為“中國的生活美學理論資源，植根于中國人獨特的世界觀、宇宙觀與充盈其間的生命意識”，“這些思想淵源不僅滲透到藝術的歷史中，而且廣泛浸潤于百姓的生活中，帶來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袁勁也認為“古代典籍，尤其是富有生活氣息的筆記、詩話、評點、譜錄、語錄、清言里，還蘊藏著大量有待解讀的生活美學資源”。康倩則進一步總結出“儒家的倫理美學、道家的自然美學、禪宗的覺悟美學、《周易》的‘生生’美學這四大核心脈絡，它們共同鑄就了中國傳統生活美學的哲學基因——‘道器不二，即用顯體’，塑造了‘日用即道’的中國審美生活范式”。

中國的生活美學從來不是脫離實際的玄思，而是貫穿于衣食住行的生活哲思與人生智慧。孔子提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將審美活動視為人格修養的重要途徑；莊子感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張在自然萬象中體悟生命本真。這種“即凡而圣”的美學觀，讓中國人在柴米油鹽中發現詩意，在日常交往中涵養德性。中國生活美學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其將“生活”與“境界”貫通。北宋大儒程顥“萬物靜觀皆自得”的體悟，展現了審美活動對精神世界的拓展。這種美學不同于形而上學的思辨，是滲透在中華民族基因中的生活態度，正如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既尊重個體的審美體驗，又體現人與萬物共生共榮的生態文明思想。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們對生活的期待已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美不美”。這種轉變背后，是對精神歸屬感、文化認同感和審美獲得感的深層渴望。新時代美好生活需要“有品質的實用”與“有溫度的審美”。中國當代生活美學就是要在傳統與現代的傳承和發展中找到結合點，既需要堅守文化根脈，又需要回應時代需求。三位青年學者都對生活美學通達美好生活的現實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傳統生活美學所蘊含的智慧，在哲學層面為個體生命意義的確證與社會和諧秩序的構建，提供了極具現實價值的啟示”（康倩），“生活美學的現實價值在于其能夠通過對感性意義合法性的確認，重塑現代人的存在方式，釋放對美好生活的創造力”（王一楠），“當代生活美學指向人在體驗時空事物，尤其是衣食住行時，以‘審美且適性’的方式葆有其生機與鮮活”（袁勁）。

中國生活美學的當代實踐，仍面臨諸多挑戰。在功利主義的影響下，感官刺激和欲望泛濫充斥市場，將生活美學簡化為商業噱頭；快節奏和淺表化生活，使人們難以沉下心來感受和體悟生活之美；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中，部分人盲目追捧西方生活方式。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全社會達成共識：美好生活的構建，既需要物質基礎，更需要審美能力；既需要開放包容，更需要文化自覺。蔡元培曾說“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生活美育”是實現新時代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徑，我們要在教育層面加強“生活美學素養”的培育，引導人們在物質豐富的同時守護精神家園，在技術迅猛的時代保持人文關懷，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不忘生活本真，真正通達新時代美好生活的至高境界。在這條雖然艱辛但也充滿詩意的路上，我們高興地看到，一大批青年學者正以扎實的學識和自信的品格，肩負起新時代賦予他們的光榮使命。

（作者：王春雨，系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