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出版的《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于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內容豐富、要點突出、立意高遠，既有總體層面的戰略謀劃，也有就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提出的實踐要求，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提供了權威教材。廣大理論工作者和經濟各領域工作者，要把《文選》放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整個理論體系中來領悟；放到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新發展的時代坐標中來認識；結合新時代我國經濟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中深思細悟、貫徹落實。

1.清晰勾畫習近平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脈絡與邏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新時代經濟工作的時代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發展和轉換過程中，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主要依據和重要標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新的時代特征，錨定新時代使命任務，提出了認識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回顧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走過的道路，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邏輯起點。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論述了“對新常態怎么看”和“新常態怎么干”，提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徹底拋棄用舊的思維邏輯和方式方法再現高增長的想法”。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在《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歷史和現實，結合一些重大問題，從理論上、宏觀上深刻闡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體現了原則與方法、目標與手段、全局與重點的有機統一，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找到了突破口、創造了條件。

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比較優勢變化、重塑競爭新優勢、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習近平總書記將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牢牢守住安全發展底線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把握好的重要著力點。隨著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斷推進，我國經濟整體素質持續提升，為我們應對日益激烈復雜的外部風險和挑戰，提供了底氣和實力。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習近平總書記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五個方面的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刻闡釋和清晰表述將使我們走出一條更加體現當代人類文明發展成果、更具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具國際感召力的社會主義大國現代化道路，顯示社會主義中國對發展道路獨特性、立足點的清醒認知。

中國的發展是當代國際格局變化的重要變量，世界與中國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基于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互動中探討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其現實針對性、思想引領性、道義感召性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實踐成果持續顯現，為人類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2.深刻闡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經濟工作是黨的中心工作。要把新時代我們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放到豐富和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推進科學社會主義新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重大理論問題的重要論述，體現出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以鮮活的實例呈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

政府與市場關系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當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推進，各類資源要素市場化水平不斷提升，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作用充分發揮，帶來了發展績效提升，展現出良好的示范和帶動效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認識資本特性和行為規律，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抑制其逐利本性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是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依法規范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中，習近平總書記就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等提出系統全面兼具指導性和實操性的治理要求，為新時代資本治理用其需、揚其長、抑其弊提供了根本遵循。

馬克思主義把生產力作為推進社會變革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基于對當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演進規律的深刻認識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實現了對高質量發展概念的深化和升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

3.鮮活呈現當代中國極具特色的經濟工作方法論體系

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的取得，不僅在于掌握了科學的理論武器，更在于立足中國國情，扎根中國大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務實有效的實踐能力。中國的五年規劃制定與實施、經濟特區建設、重大改革堅持先試點再推廣，經濟發達與落后地區開展對口支援與協作等都是極具中國特色的重要實踐。新時代脫貧攻堅成果為國際社會廣泛贊賞，成為全球貧困治理的中國樣板。這些成就和經驗，鮮活呈現了當代中國極具特色的經濟工作方法論體系。

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取得，展現了我們黨不僅能夠洞悉歷史必然性、把握發展規律性，更富于實踐創造性。我們要善于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習近平總書記系統論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六個方面的關系。

《文選》就新時代經濟發展中“質和量”“穩和進”“供和需”“危和機”“內和外”等重要現實關系進行了深刻論述。在“質和量”關系上，要“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穩和進”關系上，提出“穩是大局和基礎，進是方向和動力。‘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該穩的要穩住，該進的要進取，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在“供和需”關系上，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在“危和機”關系上，要“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在“內和外”關系上，“要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這些重要論述抓住問題實質、曉暢易懂、重在于行，極具指導意義。

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深化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領導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強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也要“分其詳于下”，把握工作著力點。手段依目的而定，在目的的制約下發揮功能，注意各方面工作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防止出現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的情況。

貧困是困擾全球發展和治理的突出難題，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在《脫貧攻堅必須在精準上出實招下實功見實效》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重點解決好四個問題：“扶持誰”的問題、“誰來扶”的問題、“怎么扶”的問題、“如何退”的問題。中國脫貧攻堅實行扶持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六個精準”，通過出臺一系列政策舉措，構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中國脫貧攻堅創造了全球最精彩的減貧治理實踐樣本。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各地各部門都在謀劃“十五五”時期的經濟工作。我們要切實加強《文選》學習，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到學中有思、以思悟理、以理引行、行再得思，切實提高全黨政治理論水平和辯證思維能力。堅持面向需求、面向實際、面向未來，增強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的自覺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把《文選》學習轉化成破解實踐難題、創新發展方式、提升發展績效，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力量。

（作者：徐占忱，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世界經濟研究部部長、“一帶一路”研究部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