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產業安全，主持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把維護產業安全作為重中之重，強化戰略性領域頂層設計”。當前，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新技術鴻溝拉大國家間發展差距，大國博弈走向長期化，全球產業布局以復雜動態方式重構，這些變化導致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產業發展將面臨更加復雜的挑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維護產業安全的重要論述，在新的發展坐標中維護產業安全，就要通過增強產業韌性、提高科技自立自強能力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提升產業發展質量，以提升產業發展質量維護產業安全。

穩步擴大產業規模。產業規模的穩步擴大是產業安全的壓艙石，是不能弱化的“外功”。在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保持較大規模的工業和制造業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條件。我國制造業總體規模已經連續15年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把握歷史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中，產業部門展露出全球獨有的規模優勢和體系優勢。例如，從引進第一列高速動車組到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復興號”投入商業運行只用了13年；大飛機等裝備制造實現重大突破；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領域不斷取得新成果；等等。這些無不與規模優勢和體系優勢相關。未來，提升產業發展安全水平需要繼續擴大產業規模，保持工業和制造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基本穩定。

推動產業提質升級。若依靠低水平重復投資的方式拉動產能擴張，會造成產能利用率不足和內卷式競爭。這反而會危害產業安全。因此，應推動產業提質升級，依靠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提升產業安全水平。一是提升產業發展的數字化水平，把數字產業培育成為新支柱產業，加強數字技術在傳統產業部門的滲透和深度融合。例如，2024年廣東省深圳市制造業增加值約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3，不僅明顯高于其他發達城市，而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23年末，深圳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全年實現營業收入近5萬億元。無論數字經濟部門自身發展還是帶動制造業數字化升級，都是深圳保持較高制造業比重和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力。二是推動產業發展的綠色低碳化，提高清潔能源生產和消費占比，推進零碳工廠、零碳園區、零碳產業建設，壯大綠色產品和服務供給，形成新的增長板塊。三是推動先進產業集群化，圍繞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布局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產業集群，建設全球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的策源地。我國已分批建成80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實現重點產業鏈全覆蓋，這些集群將成為優勢產業規模增長的重要空間載體。

增強產業韌性。提升產業韌性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要條件，也是維護產業安全的必要條件。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產業發展質量首先表現為超強的產業韌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產業韌性得到顯著增強，在面對重大沖擊時產業總體安全，但產業鏈、產業體系中還存在不少斷點堵點弱點。未來，應堅持多方共同發力，補齊短板，進一步增強產業韌性。一是加強重大科技攻關，增強技術韌性；二是構建多元供應體系，增強供應鏈韌性；三是推廣“鏈長+鏈主+隱形冠軍”的產業體系協同，增強組織韌性；四是對各類風險進行監測和預警，增強治理韌性。

加強科技創新。科技自立自強是產業發展質量的集中表現。我國產業發展和轉型升級面臨復雜的外部環境和特殊的國內基礎條件，有力有效維護產業安全，必須著力解決技術“卡脖子”問題，重點支持“從0到1”的原始創新。一方面加強傳統基礎領域的技術沉淀，保障研發投入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圍繞量子計算、類腦智能、可控核聚變等領域建設重大創新基礎設施、部署超級科學工程，徹底改變我國原創性、前沿性技術供給不足的局面。同時，結合我國的技術優勢和產業優勢，推動“從1到100”的科技成果轉化。

擴大高水平開放。提升產業發展質量還需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產業發展已經離不開全球要素和全球市場。但“兩頭在外”的嵌入式發展方式容易受到國外市場波動、貿易政策調整的沖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就是要實現我國產業從被動嵌入全球產業鏈向積極融入、主動構建全球產業鏈轉變。“十四五”時期，我國對外投資和全球產能布局步伐明顯加快，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業鏈關聯更加緊密，構建全球產業分工新秩序的能力有所增強。未來，應積極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數據跨境流動、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等領域開展壓力測試，進一步壓縮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優化對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的監管。加強國際產業合作，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共建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機器人、人工智能跨國創新和產能合作平臺，推動風險共擔和安全共享，構建能夠促進共同發展的新型國際產業合作方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發展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