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guī)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新境界。”人文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創(chuàng)新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當前，為進一步推動人文經濟學研究走深走實，我們亟須直面文化和經濟交融互動的理論主張何以建立在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為基本原理的歷史唯物主義之上等相關前提性問題，深刻闡明這一重大創(chuàng)新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根基。

馬克思人文經濟敘事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它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身全部理論展開的哲學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雖然沒有使用過“人文經濟”概念，但在其相關論述中卻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經濟思想。馬克思的人文經濟思想也不是一經提出就達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眾所周知，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對國民經濟學“對人的漠不關心”的態(tài)度以及李嘉圖的“人是微不足道的，而產品則是一切”等觀點進行了系統(tǒng)批判，并以揚棄異化勞動和類本質復歸為敘事線索闡發(fā)了他的人文經濟思想。馬克思此時的人文經濟思想有其深刻之處，并且這種推動經濟發(fā)展實現人文轉向的立場和目標也體現在其后來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中。但由于受到費爾巴哈抽象人本學的制約，如馬克思在《手稿》開篇認為“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fā)現給它打下真正的基礎”，從總體上看，他在這一階段的人文經濟思想依然是不太成熟的。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認其經濟學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從前的哲學信仰”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過程，作為“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歷史唯物主義構成其科學闡發(fā)人文經濟思想的哲學前提。正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馬克思不僅揭示了古典經濟學“見物不見人”的弊端，也駁斥了赫斯等人本主義者所看見的只是“抽象的人”；不僅批判了持有“文化決定論”立場的“文化史”流派，也回擊了忽視文化能動作用的“經濟決定論”思潮。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基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唯物主義剖析，提出諸如“某些使用價值在前后懸隔的不同文化時代里彼此間總是構成一個特殊變換價值的系列”“勞動力的價值規(guī)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這些需要的范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等人文經濟論斷，深刻闡明以資本為原則的經濟形態(tài)“漠視人”“敵視人”的現實根源、內在矛盾及其必將被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形態(tài)取代的演進趨勢。

馬克思的人文經濟探索并未止步于《資本論》的寫作，資本宰制人和文化是否是現代經濟的一般規(guī)律、現代社會是否存在一種與資本邏輯規(guī)制的經濟形態(tài)不同的新經濟類型，是馬克思晚年重點思考的問題。通過深入考察東方社會，馬克思在該問題上給出了答案。從《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以及《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本來看，馬克思將以資本為原則的經濟形態(tài)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并反對人們將其“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fā)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這表明，在他看來，在現代社會開創(chuàng)一種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的經濟形態(tài)是可能的。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得出上述結論，是因為他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未“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

人文經濟學當代出場的歷史唯物主義路徑

馬克思的人文經濟敘事為后繼者提供了源頭活水和探索方向，但由于人文經濟在那個時代并未被創(chuàng)造出來，他的人文經濟思想也沒有系統(tǒng)化地呈現為人文經濟學。“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人文經濟學的現實來源是人文經濟實踐而非相關理論文本，其當代出場也必然遵循從實踐到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fā)點”。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全球經濟發(fā)展來看，當今時代，隨著傳統(tǒng)產業(yè)資本在世界范圍的深度布展，嚴重依賴實體資源的經濟發(fā)展方式因達到空間和生態(tài)條件極限而不可避免地遭遇重大挑戰(zhàn)，進而過往各種“商品輸出”“資本輸出”“空間轉移”等危機緩解方式也因人類只有一個地球而逐漸失去效力。當前任何國家都無法通過產業(yè)轉移使自身免受全球生態(tài)危機的影響，就是這些挑戰(zhàn)的典型表現。在此情況下，是按照“物的邏輯”繼續(xù)走老路，還是擺脫“物的邏輯”開拓新路，便成為全球發(fā)展和人類命運攸關的重大課題。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來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chuàng)造出一種可以破解當代全球經濟發(fā)展困境的新經濟類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非“理性經濟人”財富積累、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而非單向度追求物質財富、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非忽視自然界固有規(guī)律、堅持走建立在經濟轉型升級基礎上的和平發(fā)展道路而非建立在對全球有限物質資源激烈爭奪基礎上的沖突對抗道路，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質要求。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chuàng)，意味著兼顧人的物質需求和文化需求、強調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文化因素之于一個國家經濟高質量發(fā)展和世界各國經濟協同發(fā)展具有強大引領作用的人文經濟已經登上歷史舞臺。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fā)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guī)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fā)展實踐的規(guī)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tǒng)化的經濟學說”，是當代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這要求我們將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上升為中國之理，對人文經濟學展開系統(tǒng)概括和深入闡釋。由此可見，從全球經濟發(fā)展遭遇百年變局到兩個大局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開辟經濟發(fā)展新實踐的新表達，構成了人文經濟學當代出場的歷史唯物主義路徑。

人文經濟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統(tǒng)一

人文經濟學雖然側重于強調文化賦予經濟發(fā)展以深厚人文價值、極高組織效能和更強的競爭力，但是它與歷史唯物主義并不矛盾。二者的內在統(tǒng)一關系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出發(fā)點的內在統(tǒng)一。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經濟學始終以“理性經濟人”“資源稀缺性”和“投入—產出”經濟效益原則為出發(fā)點，與之不同，人文經濟學在出發(fā)點上實現了“三重置換”：以現實的“社會人”“文化人”置換抽象的“理性經濟人”；以人文資源的豐富性傳承性可再生性及其賦能其他資源幾何級增長的特性置換傳統(tǒng)的“資源稀缺性”；以人的多維需要和全面發(fā)展原則置換單維的“投入—產出”經濟效益原則。在人文經濟學看來，“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這不僅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fā)點即“現實的個人”，而且與西方經濟學主張的“經濟人”劃清了界限。“先進文化與生產力中的最活躍的人的因素一旦結合，勞動力素質會得到極大地提高，勞動對象的廣度和深度會得到極大的拓展，人類改造自然、取得財富的能力與數量會成幾何級數增加”，這不僅賡續(xù)了歷史唯物主義整體看待人類生產生活資源的理論觀點，而且突破了西方經濟學僅在物質層面理解資源的狹隘視域。“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tài)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tài)’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這不僅秉持了歷史唯物主義以人的全面發(fā)展為指向的價值立場，而且與西方經濟學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存在原則差異。

其二，理論主張的內在統(tǒng)一。人文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主張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fā)展”，這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客觀審視文化與經濟關系的歷史演變和當代形態(tài)所得出的結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決定文化，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隨時代發(fā)展而不斷提升。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下，物質產品是人們的主要消費需求，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不夠明顯；隨著生產力不斷發(fā)展，當人們的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也就清晰顯現出來。人文經濟學之所以更加強調文化對經濟的引領賦能作用，就在于其立足新時代方位對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作出了歷史性把握。

其三，核心概念的內在統(tǒng)一。恩格斯認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人文經濟學涉及的概念和術語很多，其中最核心、最具變革意味的有“人”“人文”“人文經濟”等概念。人文經濟學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經濟人假設”，主張“社會人”既是經濟活動主體也是文化活動主體，從而實現“人”的概念從“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的轉變。人文經濟學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整體理解“人文”，以系統(tǒng)性思維彌合“以人化文”與“以文化人”兩種理解思路的分野，從而實現“人文”概念從“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人與文化共生”的轉變。人文經濟學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把握文化與經濟的關系，闡明這種關系在馬克思所處時代主要表現為“文化經濟化”即“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在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yè)批判時期主要表現為“經濟文化化”即文化本身成為標準化、可復制的商品，在當今時代則主要表現為“文化和經濟融合化”，這就實現了“人文經濟”概念從“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文化和經濟融合化”的轉變。

其四，基本原理的內在統(tǒng)一。正如馬克思當年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闡釋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樣，人文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樣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一是廣義商品二重性原理。人文經濟學以歷史唯物主義理解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強調“‘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的多元性和整體性決定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廣義性。二是生產力遞進邏輯中的人文賦能原理。人文經濟學以歷史唯物主義把握生產力發(fā)展過程中的主導因素變遷，強調“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fā)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在當代以創(chuàng)新驅動生產力發(fā)展的背景下，人文精神、人文智慧、人文資源、人文價值將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三是文化與經濟交融的人文有機體原理。人文經濟學堅持經濟在根本上決定文化，同時認為任何經濟活動都在一定的文化觀念指導下展開，倡導將二者相互作用機制放置在人文有機體視域下整體理解。四是人文經濟演進與人的發(fā)展的關系原理。人文經濟學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審視人文經濟演進與人的發(fā)展的關系，強調“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人文經濟發(fā)展意味著“物的邏輯”的衰退和“人的邏輯”的提升。

厘清人文經濟學歷史唯物主義根基的重要意義

厘清人文經濟學的歷史唯物主義根基，對于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有助于破除西方相關經濟學理論的制約和掣肘。隨著人文經濟學研究熱情的不斷高漲，西方以“人文”“文化”為旗幟的經濟學愈發(fā)受到國內學界關注。在西方語境中，它們主要有三種類型：具有人文元素的西方古典經濟學、西方文化產業(yè)經濟學、西方當代人文經濟學。西方古典經濟學雖然具有一定的人文意蘊，但正如馬克思當年所批判的那樣，這種人文意蘊是抽象的、非歷史的，我們只有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才能深刻把握人文經濟學與西方古典經濟學的根本差異。西方文化產業(yè)經濟學雖然重視文化產業(yè)發(fā)展，但是它僅僅將文化看作是資本增殖的要素，這與人文經濟學主張的“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發(fā)展”存在本質區(qū)別。以歷史唯物主義理解文化與經濟關系的歷史性，有助于我們跳出西方文化產業(yè)經濟學的窠臼，準確把握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在西方當代經濟學中，盡管有的學者高呼“要讓‘人文經濟學’（Humanomics）來接管經濟科學的發(fā)展”，但這種人文經濟學所遵循的自由主義立場和主觀主義邏輯與歷史唯物主義截然對立。我們要以歷史唯物主義撥開西方當代人文經濟學的迷霧，避免將其與作為中國原創(chuàng)概念的人文經濟學相混淆。

其次，有助于全面總結當代人文經濟發(fā)展經驗。人文經濟學是當代人文經濟實踐的產物，依照歷史唯物主義“從物質實踐出發(fā)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tài)”的闡釋進路，我們需要全面分析其實踐樣本。面向當代經濟發(fā)展現實，以文化和經濟是否比翼齊飛為線索，可以發(fā)現當前不僅存在文化和經濟“雙強”的地區(qū)，還存在文化和經濟“單強”、文化和經濟“雙不強”的地區(qū)。基于此，我們要對相關地區(qū)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狀況的成因及其相互關系展開結構性、系統(tǒng)性分析，立體呈現當代人文經濟發(fā)展的經驗圖譜。

最后，有助于把握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實踐原則。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fā)展，在此意義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的人文經濟學必然蘊含如下實踐原則：現實性原則。各個地區(qū)要從自身經濟現狀和文化特色出發(fā)，因地制宜發(fā)展適合自身的人文經濟，既不能盲目冒進，也不能照搬照抄。整體性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由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同構成，要整體挖掘助力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文化資源，不能只重視其中一個方面而忽視其他方面。辯證性原則。既要看到文化對經濟的強大引領作用，防止陷入“經濟決定論”；也要注重經濟對文化的根本支撐作用，防止陷入“文化決定論”。歷史性原則。當前一些地區(qū)可能尚不具備駛入人文經濟快車道的條件，但是其不能以此為理由長期回避人文經濟發(fā)展問題，而是要深刻認識到，“不僅有歷史文化的傳承，而且有高科技創(chuàng)新和高質量發(fā)展”的人文經濟“代表未來的發(fā)展方向”。

（作者：桑明旭，系蘇州大學人文經濟學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哲學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