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長析中國經濟減速原因 將“浴火重生”

1993年以來中國GDP增長軌跡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3年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債務率(債務占GDP比重，%)

新常態是全球性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結束了被稱為“大穩定”的舊常態階段

“新常態事實上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這樣認為。

李揚說，新常態之前，全球曾處于一個被經濟學界稱為“大穩定”的舊常態階段，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7年，延續了20多年。“大穩定時期，全球經濟發展經歷了少有的好時光。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低通脹率與低失業率并存，同時，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明顯弱化。”

“2007年初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結束了大穩定的‘舊常態’，使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李揚分析，全球經濟新常態有五大特征：

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數據顯示，1992年至2007年，歐元區GDP實際年均增長率為2.08%。而在2008年和2009年，其年均增速降至-2.03%。此后的2010年至2019年，預計其年均增速僅為1.12%。

“去杠桿”過程中出現兩難。此次危機根本上是由于各類經濟主體負債率過高引發的。經濟從危機中恢復，要求降低債務率即去杠桿，但去杠桿過程卻會產生經濟收縮，反過來阻礙經濟恢復。“這是因為，各經濟主體獲得新增資金后，往往將其用于償還債務，而不是從事消費、生產和投資等‘正常’經濟活動，從而導致經濟收縮”，李揚說。

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在經濟普遍放緩、失業率攀升的背景下，推行貿易保護往往成為不少國家的首選。

各國政策周期不同步。“當下，美、英等國在推行了若干輪量化寬松后開始退出，而歐洲和日本的量化寬松卻方興未艾”，李揚說，“這可能給國際投機資本從事‘息差交易’提供合適的溫床，導致國際游資大規模跨境流動，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

全球治理出現真空。“2007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機構和治理機制都已失靈。在全球經濟新常態下，應致力于重塑全球治理機制”，李揚說。

結構性減速是主要特征

中國經濟自2009年起進入新常態，四大因素導致結構性減速

李揚認為，中國經濟自2009年起進入了新常態，其主要特征是結構性減速。據中國社科院預測，在2011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三個時段，中國潛在增長率區間分別為7.8%—8.7%、5.7%—6.6%、5.4%—6.3%。

李揚分析，導致結構性減速的因素主要有四個：

——資源配置效率下降。

過去30多年，我國大量勞動人口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業等一次產業，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等二次產業轉移，這帶來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經濟增速加快，出現了結構性加速現象。

“如今，制造業已近飽和，人口、資源等越來越多地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顯著低于制造業。在中國，由于服務業多處低端，這種生產率差距更為明顯。這樣一來，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必將下降，從而帶來經濟增速下滑，此即結構性減速。”李揚說。

——要素供給效率下降。

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是支撐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并帶動勞動參與率下降，傳統意義上廉價勞動供給模式已經終結，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這就是近年來人們常說的人口紅利消失，”李揚說。

再看資本投入，人口老齡化、傳統工業化結束、消費率緩慢提高等因素，導致中國儲蓄率開始下降，可用于投資的資本增長也將放緩。

“此外，資本回報率低、技術進步緩慢是我國經濟的痼疾，至今未見顯著改善”，李揚坦言。

——創新能力滯后。

時下，中國已越來越接近國際科技前沿。“這時，或者國外已沒有系統的東西可供學習，或者面對咄咄逼人的競爭，發達經濟體開始進行技術封鎖。中國必須從依賴技術進口全面轉向自主創新，而這一轉變殊為不易”，李揚說。

——資源環境約束增強。

李揚說，資源環境一直被我們認為是可以“忽視”的外在要素，然而，霧霾在空中長年揮之不去，食品中重金屬全面超標，飲用水全面污染等，都對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挑戰。這樣，中國經濟增長函數中就內生地增添了資源環境約束的負因素。

新常態帶來新挑戰

投資機制亟待完善，去杠桿化任務艱巨，城鎮化面臨轉型，房地產市場形勢逆轉

李揚認為，新常態使得我國一些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并構成未來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他闡述了新常態下的四大挑戰：

其一，投資機制亟待完善。

中國經濟曾長期受困于“投資/增長/過剩”悖論，即增長高度依賴投資，而投資恰恰是造成產能過剩的淵藪。

鑒于消費在短期內難有較大增長，外需也不再會像過去那樣為經濟增長提供較大正貢獻，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經濟增長仍將高度依賴投資。“因此，新常態下仍然不能忽視投資的關鍵作用，應當認真研究投什么(投資領域)、誰來投(投資主體)、如何投(資金來源)等問題”，李揚說。

其二，去杠桿化任務艱巨。

“如果用實體經濟部門總負債與GDP之比來計算杠桿率，我國的杠桿率已從2008年的170%快速上揚至2013年的215%”，李揚說，其中最需關注的是我國企業債務率過高的問題。2013年，我國企業債務與GDP之比高達113%，高于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國家，也超過90%的國際警戒線。

李揚認為，為了去杠桿，必須下決心扭轉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同時，應進一步改革國有經濟，控制其軟預算約束下的高負債傾向，進一步管束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

其三，城鎮化面臨轉型。

傳統的城鎮化主要是從“城里人”角度規劃的城鎮化，注重城市規模擴張，忽視廣大“鄉下人”的訴求，包括享受均等化的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實現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的合理報酬，以及促進城鄉就業、保持工農業協調發展等。

“新常態下，要從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城鄉一體化出發推進新型城鎮化，其要義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李揚說。

其四，房地產市場形勢逆轉。

李揚認為，與此前不同，此次房地產市場下滑的觸發因素不是來自政策面，而是來自城鎮住房市場內在供求格局的深刻變化，其下降趨勢可能持續3至5年。

“應對房地產市場調整的短期對策，是全面清理近年來重重疊疊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擇其不當者和自相矛盾者而棄之，目的是還市場以本來面目。長期而言，需要加快進行房地產市場的‘頂層設計’。”李揚說。

新常態蘊含新動力

新常態再次帶來了發展機遇，賦予戰略機遇期全新的內容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新常態孕育著革命性轉變”，李揚說，在全球范圍內，新常態意味著供應鏈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調整、治理體系的重塑和大國關系的再造；在國內，新常態還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走過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將從根本上擺脫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方式，走上追求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李揚認為，新常態再次帶來了發展機遇，并賦予戰略機遇期全新的內容。

新常態有利于“擠水分”。

“我國經濟中的水分，主要應從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尋找”，李揚說，如果投資不能順利形成生產能力，變成“胡子工程”甚至“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如果投資形成了生產能力，但出現了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與此對應的增長率也是水分。“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投資增速減速將不斷壓縮、擠出這些水分。”

新常態有利于創新驅動。

新常態下，由于投資和出口等傳統因素不再可以依賴，中國經濟將被迫轉向創新驅動的新軌道，這正是我們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結果。

新常態有利于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李揚認為，新常態將弱化GDP考核機制，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和投資沖動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長期存在的“越位”“缺位”問題也才有了解決條件。

新常態也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

“在繃得不緊的宏觀環境下，我們才有可能著手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現象，實質性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李揚說，“另一方面，如果過于追求速度，就要高度依賴投資，這就會造成資本所有者在經濟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過高，與此對應的就是勞動所有者收入占比過低，導致收入分配不公；這一格局若長期持續，會造成‘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越來越沒錢’等現象，使社會階層和利益格局固化。新常態下，速度不那么被看重，有利于減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提高社會流動性，實現公平和包容性增長。”

新常態蘊含發展新動力。發現、挖掘、運用好這些動力，需要我們對舊常態下的發展方式進行革命性調整。“改革是新常態下的主旋律”，李揚說，“全球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各國也開始了‘改革競爭’。對改革認識最深刻、策略最完備、意志最堅定、效果最明顯的國家，將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搶占先機。”記者田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