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燁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委員
按照目前的預期，2030年碳排放達峰的氣候承諾對實現“十五五”的5%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會構成一定約束，其程度取決于能效和低碳能源的發展速度。簡言之，氣候承諾可能制約經濟增速，但并不制約經濟增長。
11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了正式會談，其后，中美雙方發布了令人驚訝、更令人振奮的應對氣候變化與清潔能源合作聯合聲明。中方計劃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將達到峰值。清潔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將增加到20%。當然，目前這項單方面的國家計劃，并非法律意義上的國際氣候承諾。但鑒于其嚴肅性，不妨認為這是走向正式氣候承諾的一個重要步驟。對于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人們提出兩個問題：目標能否實現？承諾是否制約經濟增長？
人們關注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是因為這一目標比多數研究結果更加積極，達峰時間提前了5至10年。而應對氣候變化是否影響經濟增長則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話題。10多年前，正是由于擔憂經濟增長受到影響，小布什總統一上任就宣布了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盡管經濟學家反復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對經濟增長不會產生負面影響，政府和商界的擔憂始終難以消除。究其原因，在于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關聯。
這里的碳排放是指一個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在工業化時代，化石能源是經濟活動的基礎，化石能燃燒也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一般來說，一個經濟體的碳排放量與其經濟產出水平之間呈正相關。因此，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通常也是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國家。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中國人均能耗為0．63噸標準煤，折合碳排放1．47噸。到了2012年，人均能耗上升為2．52噸標準煤，折合二氧化碳排放5．52噸。32年間翻了兩番以上，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42%和4．22%。與此同時，國內生產總值提高了近20倍，年均增長約10%。顯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與化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長密不可分的。由此看來，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碳排放不再增加，甚至有所下降，意味著經濟增速必須隨之下降。但影響如何？
樂觀人士可以舉出許多實例，譬如近年來西歐、北歐許多國家碳排放顯著下降，但經濟仍在增長，盡管相當緩慢。最近10年間，美國也出現GDP增長同時碳排放下降情況。可見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相關關系。
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受兩個因素影響：一是能源強度，即每生產一個單位的經濟產出（GDP）所需的能源量；二是能源的碳密度，即消耗一個單位能源所釋放出的二氧化碳總量。煤炭比天然氣的碳密度高，天然氣比水電碳密度高。按照定義，碳排放總量正是GDP、能源強度以及能源碳密度三者的乘積。一國的GDP總量、能源強度和能源碳密度決定其碳排放總量。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發生變化都會影響碳排放。近年來，中國的能源強度大幅下降，從而降低了碳排放增速。美國的頁巖氣革命，用天然氣替代燃煤發電，碳密度下降，大大促進碳減排。正是基于這種數量關系，何建坤教授幾年前提出碳排放的變化率可近似地表示為GDP、能源強度和能源碳密度變化率之代數和。在過去30多年中，由于節能和能效提高，中國的能源強度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下降。近年來，水能、風能、太陽能以及核能等低碳能源的開發利用，能源總體的碳密度也呈現下降趨勢，盡管相當緩慢。用GDP的年增速減掉能源強度以及能源碳密度的下降速度，就是能源碳排放的變化率。
按照中美聯合聲明，2030年碳排放實現零增長，意味著GDP增長速度與能源強度及能源碳密度的下降速度之和大體相當。也就是說由經濟增長產生的增碳效應被能效提高和低碳能源利用的減碳效應所中和。如果能效和低碳能源比例提升較快，就會為GDP增長創造較大空間。如此看來，2030年碳排放達峰就成為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質量的一個約束。在這一約束下，要實現碳排放零增長目標，同時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就必須同時使能源強度和能源碳密度快速下降。在新的氣候承諾下，能源強度和能源碳密度的下降幅度事實上為經濟增長幅度設定了上限。
那么，這個幅度究竟多大？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關系的歷史變遷，一般情況是，隨著經濟增長，能源強度會經歷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同樣有據可查的是，發達經濟體的能源碳密度也正在隨著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而逐漸下降。歷史數據表明，一國的能源強度及能源碳密度下降率之和一般不超過5%。雖然這并非不可改變的物理定律，但這個經驗數字值得重視。它透露出中國政府對未來中國經濟、能源和環境狀況的預期。鑒于中國政府對2030年碳排放目標的嚴肅性，可以認為，政府在做這項決策時，對于15年后經濟增長的預期不會超過5%。
2010—2012年，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中國經濟的前景做出分析和建議。該項研究把終點設定為2030年，其報告標題即為《2030年的中國》。該項權威研究預期，在接下來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2016—2030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從“十三五”的7%降至“十五五”的5%。在經濟增速方面，這項研究與碳排放達峰規劃不謀而合。如果未來經濟增速降至5%，則為實現2030年碳排放達峰創造必要的條件；而基于中外節能降碳的歷史數據，要保證2030年碳排放達峰目標，經濟增速不大可能突破5%的上限。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仍能保持7%—8%的高速增長。從經濟學角度這或許是可行的。但從履行氣候承諾視角來看，這種經濟高速增長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2030年碳排放達峰目標能否實現？答案是肯定的，但也是有條件的。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經濟增速不超過5%。氣候承諾是否制約經濟增長？理論上，碳排放達峰與高速經濟增長互不相容。但現實中，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中速增長的新常態。按照目前的預期，2030年碳排放達峰的氣候承諾對實現“十五五”5%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會構成一定約束，其程度取決于能效和低碳能源的發展速度。簡言之，氣候承諾可能制約經濟增速，但并不制約經濟增長。當然，這僅僅是對全國總體而言。對于不同地區和省份，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情況可能大不相同，其節能降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需要做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