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在很多人看來是互聯網巨頭的交流大會，但在不少學者看來，它更是一個中外政府互聯網安全的對話峰會。參與這一大會的除了互聯網巨頭，還有政府官員，其中不可或缺的，是高校智庫的成員，復旦大學的智庫學者就在這場對話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記者還獲悉，由復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推動籌備的金磚國家高校聯盟已有24所高校參與，明年教育部長聯席會議也將于3月舉行，這不僅將形成金磚國家之間人才和科技的合作，還將帶動其他國家研究體系的聯合。
由這些事例可以看出，當國家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時，高校智庫也開始轉型——不再是傳統上各類調研報告的“生產商”，更多地承擔了大國對話平臺以及通過民間交流推廣中國文化的重任。
“旋轉門”制度，推動智庫的工作更接地氣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有兩名青年學者剛剛結束在國家社會保障機構掛職的經歷，研究院平臺的彭希哲教授課題組成為了上海市人口發展改革研究中心，年輕的博士后王磊剛剛成為金磚國家外貿部長工作會議聯絡組的成員……自從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這一高校智庫平臺成立以來，就開始實行“旋轉門”制度。所謂“旋轉門”制度，就是讓高校智庫的學者定期進入政策制訂的決策機構掛職，了解政策制訂情況，再將政策制訂的需求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之所以會有這一做法，是因為“不少高校智庫脫胎于原先高校中的研究中心，常常是一支筆一張紙就開始生產各類調查報告了。但原先的高校研究中心一些專家的咨詢報告不接地氣，無法適應決策需求”，這是上海市高校智庫研究和管理中心執行副主任沈國麟的評價。原因很簡單，高校教師平時要花大量時間在學術研究上，但學術研究和決策咨詢的思路有很大的差異，政策思維和學術思維又有很大的差異，大多數高校教師沒有在決策部門工作過，不了解政府、社會和企業的實際運作情況，寫出來的東西常常“大而空”，沒有實際的作用。
復旦大學智庫從成立開始就設立了“旋轉門制度”，不僅學者必須到決策部門工作，還將這扇旋轉門開放給海外的學者或機構，讓學者參與國際組織的決策機構工作，或者讓海外學者參與國內的重大課題研究。國內智庫的學者在這一過程中，不再只局限于書桌前的研究，更多地將學術與政府事務和政策結合起來，而與海外學者的合作交流，則使得學者更具國際視野。“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研究才可能是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的研究。”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負責人張怡說。
比如復旦大學智庫的重要部分之一——彭希哲教授領銜的上海市人口發展改革研究中心，就匯聚了復旦還有海外學者以及來自政府部門的學者。目前這一中心在前期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承擔了國家重大項目，從基礎科研角度研究如何應對老齡社會。這一投資1800萬的課題并不是為了眼下即將出臺政策，而是聚焦于未來10年20年后的上海，將如何解決老齡化社會的挑戰。
高校到國外設立中心形成大國對話機制
金磚銀行去年落戶上海，這是金磚國家中的一件大事，而此前的傳言一直是印度將成為金磚國家銀行的落戶地。最終結果除了中國政府的努力以外，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還有復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正是這一中心率先進行了金磚國家貿易便利化研究，提出了推進金磚國家向一體化大市場邁進的建議。這些建議得到了商務部和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中方秘書處的采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高校智庫現在成為了大國對話的平臺之一，甚至成為了第二、第三軌道的外交平臺。”復旦大學副校長林尚立教授告訴記者。
目前，復旦大學的高校智庫在美國、歐洲的大學內都建立了研究平臺，定期組織論壇，這些論壇現在不僅是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更是全球知名智庫乃至政府之間的交流平臺。
現在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平臺下的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孫立堅教授課題組與歐洲ZEW指數機構形成了密切的合作。ZEW指數機構不僅是德國政府的智庫，同時還是歐盟央行的智庫支持者。孫立堅教授課題組將中國的經濟指數也納入ZEW體系，每個月都發布相關指數。“ZEW指數和現在統計局發布的指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統計局發布的指數建立在歷史數據基礎上，而ZEW指數是中國一線金融機構的領導者，根據自己研究團隊和自己的研究，在復旦大學的標準化調查中反映出來，再通過德國ZEW機構處理后，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未來經濟的趨勢。”孫立堅教授在接受采訪時稱，這種前瞻性的數據，和統計局的數據形成對照，現在成為經濟學界包括政府部門的重要數據指標。
此前復旦大學已經在美國、歐洲、大洋洲分別建立了三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是首家由中國的大學在海外投資成立的海外中國研究中心，而且是和相關智庫聯系在一起的。復旦在歐洲的研究中心借助北歐研究中心輻射到北歐四個國家，二十多所高校。今年年底，復旦大學還將在南美洲建立第四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復旦大學還和巴西的瓦加斯基金會——全球排名第25的大型智庫互相設立了常設代表，明年將在復旦和巴西各自建立一個中國巴西研究中心。
12月1日，由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編制的《全球思想版圖》正式面世，這一調查報告囊括了全球各國知名智庫對于國家政策制定的研究和影響的案例，其中包括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網絡犯罪工具和偷竊數據的市場》，它影響了美國的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政策改革。美國研究學會《地方教育質量提高的舉措及其結果的描述性研究報告》使得加州政府獲得了美國聯邦“力爭上游：早期教育的挑戰”資助項目，用來開發加州學前教育的質量評級和促進系統。
通過新型智庫建設形成高等教育突破口
在高校之間和高校內部，智庫也成為整合各個學科力量的協同創新平臺。最近包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在內的全國九所高校成立了高校數據交換聯盟，秘書處設在復旦大學。未來這些高校將整合所有的研究數據，并在研究領域共享。
智庫在高校內部來說，也是一個整合各個學科力量的協同創新平臺，復旦大學的發展研究院就已經成了整合的智庫平臺，除了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學者以外，還有自然科學，包括環境保護、材料科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專家。
更重要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批海外的高級專家，來國內參與相關課題。而海外中心也設立了一些課題，通過這些中國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尋找相關學者。“在這樣的過程中，每一個參與課題的海外學者都成為一個中國文化的輻射點。讓更多的學者和知識界了解中國，并且通過這樣的方式培養出一批真正的漢學家。”在林尚立看來，“智庫并非幾個人集中在一起做調查寫報告，而是需要一套全新的制度，確保智庫能夠起到所應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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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頂尖智庫在研究些什么
1 布魯金斯學會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美國著名智庫之一,該學會主要研究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與發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等議題,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TTCSP)”發布的《2013全球智庫報告》,該學會被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智庫。就在今年，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也加盟了這一智庫擔任研究員，伯南克在布魯金斯學會主要研究“從大蕭條中促進經濟強勁復蘇”。
中美關系一直是布魯金斯學會開展研究的重要議題。就在今年9月，布魯金斯學會還發布一份新報告指出，不要讓南海問題綁架中美關系。該報告由三位深諳美國對華政策的前美國高級官員撰寫，他們寫道：美國不應將南海紛爭視為中美關系的核心戰略問題，這種做法會加重中美領導者對彼此意圖的不信任，并導致其他相關方魯莽行事的可能性增強。
2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由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創立，主要致力于促進各國之間的合作,以及促進國際社會的積極參與。該研究院的主要研究范圍包括：非洲政策、民主、政制與世界安全、全球議題、國際移民政策、核武不擴散、俄羅斯及歐亞事務等。基金會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期刊，以英語、土耳其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在128個國家內發行。卡內基基金會主要通過四大部門的活動——全球性政策項目，俄羅斯和歐亞問題項目，中國項目，以及《外交政策》雜志，來協助制定關于傳統和新興問題的政策辯論內容。
2010年4月，研究院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合作，成立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議題包括中國對外關系、經濟發展、氣候變化與能源政策等。
3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2年成立，是現在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也一度被認為是美國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戰略和政策研究機構。該中心網羅了大批國際關系學界泰斗和政壇精英，專注于在美國國內和國際問題上的政策導向研究，主要研究議題包括美國大選、美國國家安全政策、中東形勢、全球戰略發展趨勢……近年來，該中心加強了對亞太、中國和臺灣問題研究，是對美國共和黨政府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思想庫之一。
4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這家英國智庫重點研究國際關系，自稱“國際政治軍事沖突的權威研究機構”。研究所經費的三分之二來自美、英、加拿大的基金會和研究機構。會員絕大多數是軍、政、外交、新聞界人士和研究人員，其中，美、英成員占60-75%。
研究所主要有3大功能：一是研究所功能，分析各國國防安全與沖突，提出和發展新的戰略構想；二是情報中心功能，搜集和提供軍隊和安全方面的情報以及供記者、分析人員和學者廣泛使用的信息；三是論壇功能，舉辦年會、阿拉斯泰爾·巴肯紀念講座及一系列討論戰略問題的學術會議。
該研究所出版的刊物中，以《軍事力量對比》和《戰略研究》最為有名，常被推崇為世界軍事方面的權威著作。
5 英國查塔姆研究所
（The Chatham House）
英國著名智庫，又名“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今年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公布全球智庫排名，兩家英國智庫進入前十：查塔姆研究所高居第二，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居第九。
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貴族智庫，成立近一個世紀，其機構所在地是18世紀著名政治家查塔姆伯爵住所--查塔姆大樓，三位英國首相在此居住過。該機構依靠捐款運營，但與英國政界有密切聯系，主席一職多由政界高層擔任，例如，前英國首相梅杰，日常事務管理機構和理事會則由知名政要、學者等組成。
這個研究所曾推出不少有關中國的重要研究報告，例如，2012年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布名為“轉移的資本：在中國崛起的金融中心”，報告詳細闡述了中國崛起如何對世界金融領域造成深刻影響，報告認為如果金融改革成功，中國終將在國際資本舞臺上展現出金融大國的實力，并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擔當重任。
6、德國經濟信息研究所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成立于1925年，是德國最大的經濟研究單位，研究領域涉及基礎研究和政策咨詢，一是為政府、歐盟提供決策咨詢，二是與國際機構合作開展科學研究。具體內容分為四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包括宏觀經濟、宏觀經濟預測與經濟政策、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全穩定等；二是可持續發展，包括能源、交通運輸、環境保護、氣候政策等；三是產業經濟，包括科技創新、制造業、服務業、市場競爭與消費者等；四是公共財政與生活條件，包括公共經濟、教育政策、生活條件等。
目前，研究院逐步減少咨詢研究，轉而偏向科學研究，加強與歐盟和全球研究機構合作。在歐盟項目研究上，研究院是領頭者，根據項目挑選合作伙伴。研究院內針對德國的經濟發展有專門的研究部門，受命于德國經濟部和財政部。
7、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這是一家2001年4月成立的日本政策研究機構，立足于中長期的戰略視角，以國際水平的調查分析、政策研究為基礎，為開展具有創造性的政策討論發揮平臺作用。
研究所近期關注的和中國相關的專題包括人民幣升值、農業問題、WTO及FT、能源與環境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