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會 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席國家風險分析師
《中國投資》： 在中國崛起故事逐漸展開的背景下，中國智庫所面臨的挑戰是什么？
趙昌會： 在世界權力結構發生劇烈變化的當下，過去人們深信不疑的指導原則、約定俗成的行為規則、長久以往的生活法則，已經發生了變化。其中，一個重大動因是2008年9月以來的美歐金融危機對西方世界造成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客觀上帶來一種沖擊，使得長期以來人們信以為然的條條框框明顯堅持不下去了。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和智庫學者老老實實面對新情況、新形勢，具備清晰的方向感。
在此基礎上，目前已經運行中的智庫必須意識到，要能適應和引領政策趨勢，就要革除原來許多已經不再可行的理念和標準。不論國家還是機構，隨波逐流或被動等待，只會喪失機遇。
首要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和評估現狀。一項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對國家和公民產生積極的結果，最根本之處取決于判斷是否準確。判斷不同，主張就不同，進而政策也不同，導致的結果自然不同。因此，智庫所面臨的挑戰，當務之急是要克服巨變中的認識局限性。巨變已經到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就是在削弱自身，這也是一種危險的挑戰。
其次是不現實的前景估計。無論過低還是過高的估計，都會產生政策偏差，在現實中必然會遭到修正。也可以說，這種不能準確估計形勢所構成的風險是認知偏差挑戰。
再次，是行動能力的挑戰。已經認識到風險，但采取了錯誤的行動路線，匹配的手段和工具不足以解決問題，也會導致戰略錯失和政策流產。這也是智庫面臨的挑戰。
第四是當斷不斷、猶豫不決的決策薄弱。一項計劃，認識到了，也想做好，方向正確，手段到位，如果時機和速度掌握不準確，喪失戰機，一樣會前功盡棄。這種意志力脆弱和決策薄弱構成了另一挑戰。歷史上，因為時機貽誤導致的失敗比比皆是。
最后，中國目前還缺乏自覺購買咨詢服務的自覺意識和商務習慣。對于智庫運營、籌款、服務社會和接受政府委托開展研究項目來說，這是一個需要逐漸克服的重大文化挑戰。
總體而言，智庫的首要職責是準確判斷形勢，這是提出一切主張、制定一切政策、化解一切困難的出發點。
《中國投資》： 當前時代，是否也是智庫的機遇？
趙昌會： 當下正處于人類社會的重大轉型期。智庫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對重大趨勢作出判斷，要對重大政策有所預言和建言。這個時代無與倫比地提供了智庫發揮作用的天然舞臺和巨大機遇，正如戰爭之于軍人，比賽之于運動員。
這個時代給智庫提供了革命性的歷史契機——革新研究范式，開拓研究領域，提升政策效力，創新運營模式。對于中國智庫而言，需要優先認識到，在互聯網技術孕育的全球性巨變之下，特別是面對美國力主推動、即將洶涌而至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地區主義，不失時機地形成呼應、回答、滿足當前這一特定時代要求的政策主張和實施方略。換句話說，這是智庫展示自身價值的機會，更是它們后來居上、推陳出新的機會。
中國智庫身處前所未有的時代，革故鼎新的時代，無限可能的時代，要迎頭趕上，盡其本份。
歷史表明，當今中國，正在告別有史以來的地區性大國身份，即將成為世界大國，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國貢獻出新思路、新辦法、新模式。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是對中國智庫的普遍要求。
《中國投資》： 什么樣的智庫是好智庫？
趙昌會： 好的智庫，應該有能力始終站在同時代人的思想前沿，承擔開啟時代智慧的責任，在引領政策上成為時代的先聲。
具體地講，好智庫應該看到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技術趨勢，與時代和世界的脈搏共振。好智庫還要做到在一種重大趨勢顯現之前，對這種趨勢具有高度的敏感，發現，確定，堅持，洞察，使先見之明變成政府政策的先聲。一方面，要影響政策制定的過程和結果，另一方面，愿意并有能力與大眾溝通，影響并塑造輿論。
智庫專家必須在實踐中產生，在實踐中錘煉，在錘煉中成熟。的確，社會往往期待著智庫專家高人一頭。智庫專家最好具備深厚的公共部門經驗，或兼有扎實的私有部門工作背景，才能做出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政策設計。
而智庫的產品，即研究報告、文章、作證、研討會、政策辯論等所體現的政策思考，都是以世界視野看中國，或以國家為思考和分析的基本單元，所以，智庫的基本客戶是中央政府。請注意：省市及以下政府所需的各種咨詢服務，主要應由商業性咨詢公司來滿足。
進一步說，智庫的產品只有得到政府采購或公眾積極回應，才能正常地、圓滿地實現其價值。但反過來，一項智庫產品如果沒有得到政府采購或公眾積極回應，也不能斷言這些產品就沒有價值，可能是它錯失了展示自己價值的條件和時機。
《中國投資》： 什么造就一個好的智庫？
趙昌會： 首先是國家與社會的需求。不難理解，好智庫的第一要素，是能較為圓滿地回答時代給社會與國家提出的要求。
其次，智庫的成果必須要先于歷史事件的發生，必須有先見之明的知識產品，才有可能成為好的智庫，經得起時間、歷史的檢驗，才能成為好的智庫。智庫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時刻以時代的要求為己任，不論信息收集，還是研究方法革新，最終體現為能夠代表時代所提出的基本使命。
好的智庫一定是有影響力的，不論是研究長期趨勢還是短期需求，是關注全球事務還是地區與國別問題，是涉及全人類、全社會還是就某一決策進行研究，最終，都要靠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衡量。
智庫的組織架構要能夠便于體現上述特點，有利于完成選定的使命，有利于造就世界一流專家。智庫必須讓其成員有強烈的歸屬感，還應有一種能夠讓其成員合理滿足榮譽感的機制。一個人發揮作用，必有一定的時間、地點；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一定要有一個能使專家穩定地、持之以恒地貢獻其聰明才智的工作環境。
《中國投資》： 智庫與決策之間的關系應如何定位？
趙昌會： 在良好的氛圍下，智庫與決策是一種互利共生關系。通過吸收廣大智庫的成果，政府可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針和更加成熟的公共政策。反過來，智庫應當走在時代前列，時刻把戰略和政策研究作為檢驗其工作成果的主要渠道，甚至作為決定其命運的試金石。
現實生活中，政府與智庫的共同興趣在于把握戰略和政策的進程，職能有類似、重合的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往往會屈于形勢的壓力，特別是政治需要，不大可能進行實驗性質的模擬研究。而智庫沒有處于制定政策的第一線，相對更有條件從容而系統地研究重大問題，并進行獨立、客觀地調研論證。但是，智庫產品一經采用，智庫就要承擔重大政策后果的連帶責任，至少是聲譽風險。
智庫與決策也是相互借鑒的關系。很多時候，政府在一定時期內不得不遵從慣性的力量，沒有變更方向的可能性，而智庫則具備檢驗能否推行某一政策的條件。有時候，政府有信心解決問題，但智庫的參與可以使政府的舉措擁有更廣泛、更扎實的基礎。
智庫與決策還是一種相互證明的關系。一般地，決策處于主導地位，智庫處于輔助地位，二者體現出強烈的雇傭關系：決策者是雇主，智庫則是受雇者。從時間上說，智庫提出的政策主張在前，政府做出的決策在后；換言之，二者有著明顯的邏輯繼承關系。但這種情況不是絕對的，況且認識是無限的，永不停止。決策之后，如果失敗，那么，智庫首當其沖，必須另謀高策，或決策者改弦更張，干脆更換智庫；決策之后，即便成功，也須跟蹤決策，而跟蹤決策的重擔不能統統落在決策者肩上。
智庫人員與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有時可以相互轉換。中國的哲學思想一向崇尚“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行為模式。自先秦以降，歷代知識分子的人生之路，似乎都是“學而優則仕”。這一歷史現象說明，從“食客”到“致仕”，再到“解甲歸田”，政府公務員與智庫學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雙向流動關系，只不過，從“仕”到“民”的僅在少數，因為不存在制度安排。
但歸根結底，智庫與決策之間是平等的。不能認為，決策者更英明一些，智庫更智慧一些；更不能說，決策者應當承擔失誤的全部責任，而好點子都是智庫的主意。
《中國投資》： 中國應形成怎樣一種智庫與決策之間良性互動的機制？
趙昌會： 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已經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多個方針大計，但如何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客觀上為智庫發揮作用提供了條件。智庫不能機械解讀或盲目證明已經確定了的大政方針，而是要獨立自主地、高度創造性地開展研究，為完成改革賦予當代中國的任務提供富有啟發意義的智力產品。
在這種基礎上，決策者需要認識到，在一日千里的全球化信息時代，中國和世界已經變得高度復雜，政府的決策必須借助那些專門從事思想和政策生產的智庫，而智庫則必須當仁不讓，在某一領域（大政方針、公共政策或中外關系等）敢于質疑，奮勇嘗試并有所貢獻。
良性互動的最好機制是，雙向選擇，自然淘汰。
《中國投資》： 中國應當借鑒哪些國際經驗？
趙昌會： 首先，智庫應當分類。國家要有意識地鼓勵和促使智庫多元化。目前的問題在于，有些領域沒有專人研究，有些領域則是大量、低效、重復的研究，顯得既無序又無質量。這種狀況必須結束。
智庫的分類工作十分緊迫。西方國家的智庫，已經形成了多元化和專業化，例如有研究國際戰略的，有研究對外政策的，有研究城鄉關系的，有研究公共衛生的，還有研究綠色增長的，門類繁多，不一而足。事實上，智庫只有多元化，才能形成關于重大問題的專業化或職業化的政策建議。因此在不同政策的聽證會上，就有不同的智庫參與政策論證。
其次，要改革現有體制。智庫一定是獨立法人，可以自主決定研究課題，或接受委托開展課題研究。智庫的生存，主要依靠其影響力來籌資，出資人可以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或道德榜樣影響智庫，但即使出資，也不應規定智庫的研究課題。
政府預算經費不應進入智庫，反之，依靠政府下撥行政經費的研究部門算不上智庫。例如，政府不同機構內設的研究室、研究院，其運作結果可能體現了智庫的某種作用，但它們不是智庫，而是內部咨詢機構；它們首先聽命于上級主管領導，很難獨立自主地決定研究課題及其先后順序。另一方面，它們工作成果，也難以社會化。進一步說，它們的人員和真正意義上的智庫學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期望、路徑和成長規律。
第三，必須學習西方國家先進智庫的成功經驗，但也必須腳踏實地，建設深深植根于中國歷史和文化，同時具有世界情懷、能夠高瞻遠矚的中國智庫。
特別指出，對于美國智庫和行政部門的“旋轉門”機制，中國有必要認真研究，加以借鑒。
《中國投資》： 未來會在什么樣的土壤里生長出您所說的這樣的智庫文化？有規律可循嗎？
趙昌會： 獨立自主、實事求是，是智庫的本分。政府應該逐步認識到，那些火燒眉毛的緊急工作不是智庫應該做的。要培育智庫文化，就要明確界定智庫的角色功能，積極支持智庫的發展，營造有利于智庫生長的政策環境。
健康的智庫文化，一定是在國家和社會力量的投入下形成的，所以尤其要鼓勵社會捐助。但要注意，因為智庫不同于咨詢機構，不是營利機構，不能讓他們太多地考慮生存問題。
這絲毫不能說明，政府與智庫的關系不緊密，政府委托研究就是一例，但這不屬于預算支持。如美國的蘭德公司，專門為美國軍方服務，大多是以委托研究的形式開展工作，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利益沖突，另一方面也發揮了智庫的作用。
中國私有部門，要移風易俗，形成有遠見、有抱負的商人資助智庫的社會風氣。要考慮到智庫所形成的巨大的社會正補償，對整個社會形成良性互動，捐助者的投入必須心甘情愿。
社會對智庫的捐助，不能因為政府沒有采用智庫建議就不再投入，或轉投它處。從這個角度來看，再次說明，凡完全依靠政府經費支持的機構都不能叫做智庫。道理很淺顯，智庫不能完全由政府出資，是因為政府資金來自于納稅人，而這種列入預算的資金，要求效益與回報。
但是最終，智庫必須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