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希穎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政治戰略博士研究生

16日凌晨，隨著澳大利亞警方發動了強攻，擊斃了劫持者，這起震驚澳大利亞和國際社會的恐怖劫持事件終于以三死四傷的悲慘形式被劃上了一個并不圓滿的句號。不過，“恐怖劫持事件”真的就此結束了嗎？

作為澳大利亞本土在和平時期所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襲擊”，悉尼恐怖主義劫持事件對澳大利亞社會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它所帶來的影響恐怕也無法小覷。眾所周知，澳大利亞一直是一個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國度，對安全問題的擔憂可以直接影響它的國家戰略的選擇，這一點在二戰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1941年起，由于日軍加大了對東南亞的侵略力度，澳大利亞人的危機感也越來越強烈，尤其是隨著“HMAS Sydney”巡洋艦在澳西北海岸被德國的“Kormoran”號擊沉，以及珍珠港事件的發生，澳大利亞希望將戰火阻隔于國門外的愿望變得越來越渺茫。更讓澳大利亞人絕望的，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對澳方撤回其在中東作戰的精英部隊的訴求和希望英國提供安全保護的請求置若罔聞……

對英國人失去信任的澳總理柯廷不得已在1941年底發表的新年賀詞中，明確表示澳大利亞的國家戰略“將從依賴英國，轉向依靠美國”。1942年，澳大利亞北部區域遭到了日本的猛烈空襲，這就進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亞人對于自身安全的擔憂，也更加堅定了澳大利亞視美國為安全壁壘的信仰——作為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稀少，沒有任何戰略緩沖帶，且擁有漫長海岸線的國家，澳大利亞如果離開美國強大的軍力保護，確實無力自保。

因而，在二戰結束后不久，在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威脅下，美澳很快就于1951年簽訂了《美澳新安全條約》，這就讓澳大利亞人在“政治安全上同美國緊密抱團”的內心渴求切實轉變成為了澳大利亞的“基本國策”。之后，澳大利亞“抱緊美國不松手”的策略雖然有過一些調整，但從整體上來說，它都緊密配合著美國，無論是輔佐美國進行冷戰，還是直接參與朝鮮、越南戰爭，亦或是最近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針對“伊斯蘭國”的戰爭，澳大利亞在關鍵性議題上從來沒有違背過美國的意愿。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亦無特殊性，從冷戰，到70年代對華關系正常化，再到89風波后抵制中國，澳大利亞一直亦步亦趨的配合著美式外交大棋局。

雖然進入70年代后，澳大利亞因為經濟需要曾調整了單純的以美國為中心的策略，增大了對亞洲的關注，之后，還因為冷戰結束，澳大利亞在安全問題上的恐懼減小，從而促使澳大利亞在對外問題上變得更加靈活。但是，以美國馬首是瞻的策略從未改變。近些年，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澳大利亞的不安全感再度呈現“上升趨勢”，這在澳大利亞2009年的國防白皮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無論是對恐怖主義的擔憂，還是對中國力量崛起的警惕，亦或是對網絡戰爭、太空戰爭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懼，澳大利亞都充滿了憂慮。

為了規避這些潛在危險，尤其是為了預防中國崛起的威脅，澳大利亞從11年底開始強化了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允許美國在澳大利亞的北領地地區部署兵力，并希望以此來增強與美軍的互通性和強化澳大利亞軍隊的訓練。在此基礎上，到了2014年，新總理阿伯特與美國簽署了新的《澳美駐軍協定》，新協議從政策、法律框架和財政原則等方面保證澳大利亞將充分保障美澳在2011年所達成的意向的實施。

從以上內容不難看出，安全問題對澳大利亞政府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安全問題的擔憂使得澳大利亞基本放棄了外交策略的“獨立自主”——直到今年六月，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還在英國《衛報》發文感傷“盡管它（澳大利亞）是統一的，但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說潛在的安全威脅已經讓澳大利亞政府選擇了緊緊抱住美國的話，那么，當恐怖襲擊這樣的直接威脅到來后，澳大利亞同美國的關系又將得到怎樣的提升呢？

事實上，自中國從09年開始取代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后，澳大利亞在許多問題上都不得以的要更多的考慮中國的感受，這讓美國人很是焦慮。尤其是布里斯班G20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順利結束了對澳大利亞六日的國事訪問后，中澳關系也從戰略伙伴關系上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這是澳大利亞方面基于自身國家經濟發展的考慮做出的正確選擇，但是這對美國人來說卻是對美澳親密戰略同盟關系的潛在威脅。因為，只要沒有重大變故的出現，中澳關系穩步提升，雙邊合作、互動有效展開將是不可逆轉的“新常態”，這其中就將包括中澳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完善，中澳本幣結算業務的深入展開，中澳在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核心問題上的有效協作。

這些協作都是美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為無論是自貿區的發展，本幣結算業務的推進，還是亞投行的建立，都將對當前的這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舊秩序帶來一定的影響和改變。這就是為何在澳大利亞對亞投行表現出濃濃的興趣后，美國政府立即派出了強大的游說團前往澳洲施壓，并最終迫使澳大利亞暫時放棄加入亞投行的打算。需要注意的是，美國人的政治施壓在短期內確實是有效的手段，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如果美國人無法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讓澳大利亞能夠更自覺的服從和配合自己，那么，一味的政治施壓只能讓美澳關系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不過，隨著本次悉尼恐怖劫持事件的發生，美國人恐怕再無需為這個問題擔憂了。隨著整個澳大利亞社會都陷入了對恐怖主義的緊張和憂慮的狀態，澳大利亞從民眾到政府，對美國人的安全訴求都將極大的提升。如果說之前澳大利亞因為經濟的需要還會在一些問題上猶豫不決的話，那么，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只要恐怖主義的威脅不散，澳大利亞就不敢冒著失去美國人保護和支持的風險去做出“不符合美國人要求”或“美國人不喜歡”的事情。

可以預見的是，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澳大利亞除了在反恐問題上將與美國形成更加緊密的抱團協作外，在觸及美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澳大利亞將不會再有任何“逾矩”的動作，尤其是在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問題上，如果說之前中國還有機會再爭取澳大利亞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的話，那么本次恐怖劫持事件發生后，這基本上將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此外，中澳關系雖然初步達成了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意向，但具體的磨合過程將受到更多來自于美國的影響，悉尼恐怖劫持事件讓原本就不缺少“美國顏色”的中澳關系，將變得更富有中美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