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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與新挑戰

發布時間: 2014-12-23 12:28:52    來源: 聯合早報網    作者: 黃朝翰    責任編輯: 張林

中國的經濟增長已失去動力。今年的增長率只有7.3%,遠低于2013年的7.7%,也是15年來最低的增長。中國經濟面臨強勁逆風,2015年的增長可能進一步放緩至7.1%,或甚至7.0%。

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公開指出,這種“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在11月于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他表示經濟放緩的風險“沒那么可怕”。以區域和全球水平來說,中國的所謂“低增長”其實還是非常高的。

事實上,中國今天是一個經濟總量超越10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不應該再以以往的高速度繼續增長。中國區區7%增長一年所增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等于印度尼西亞總GDP的三分之二或印度的的三分之一。而印尼與印度的最新增長率,只是5%和5.3%。

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自2010年便開始放慢。為什么中國領導人到最近才表態,認可這較低增長為新常態?

習近平顯然已經接受,所有的高增長必定會宣告終結。30多年來,中國一直維持雙位數的高增長(1979年至2013年平均為9.8%,2001年至2012年是10.5%)。這段時期遠比其他先前也享有高增長的東亞經濟體如日本、韓國、臺灣和新加坡的久。

習近平愿意接受中高速增長為新常態,顯然認識到中國經濟漸趨成熟,很難持續同樣的高增長。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主要增長源頭,近年來被快速耗盡或嚴重削弱。

多年來,中國的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但其許多重工業的多余產能,加上房地產市場的降溫措施,最近大大地抑制了國內投資。國內消費(中國很低,約占GDP的40%)的增長太慢,不能彌補國內投資下降的缺口。

與此同時,工資和成本的上升及人民幣的增值,削弱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外部需求也因此大幅下跌。總地來說,中國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增長引擎,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減弱了。

從“供應方面”來看,中國以往的增長,同剩余勞動力從低生產力的農業,轉移到較高生產力的制造業有關,即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所說的“無限制剩余勞動力”的理論。但這樣的增長潛能已接近枯竭。

中國15歲至64歲的人口,在2010年達到74.5%高峰,勞動力供給來到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情況雖然還沒有轉變成勞動力短缺,但卻意味著中國已經用盡了其“人口紅利”,并在一系列勞動力密集制造業活動中失去了比較優勢。

除了不利的人口結構,市場改革初期,靠進口新機器和配備所帶來的技術改良提高生產力相對容易。但這種生產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長是無可避免的。

從日本和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經驗來看,高增長結束的特征,是增長率突然下跌到5%或更低。中國目前還能維持其有力的增長潛能,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內部動力,即中國內部許多地區,仍然渴望增長和進一步的發展。

除了結構性因素,中國經濟的放緩也是政府政策的刻意結果。習近平大力打擊貪污和尋租行為,在鞏固他的權力的同時,也在短期對經濟增長造成“附帶損害”。比如,習近平的反奢華規定,包括官員出差、宴會和其他利益,顯然減少了國內消費。各層次政府的反貪調查,給官僚體系帶來了不穩定,造成政府官員的不作為,甚至造成政策癱瘓,尤其是在地方上。

習近平的整體改革方案也同樣帶來了“短期痛苦換取長期利益”的取舍,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在實行去杠桿化措施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和影子銀行的問題時,政府也制造了壓縮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環境。

經濟增長從量到質

有關經濟增長的最重大新政策,是政府對經濟增長性質看法有根本的改變。鄧小平于1979年推行改革,為中國取得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即“致富光榮”和“發展是硬道理”。隨后,中國經濟決策者便一心一意,甚至盲目不顧代價地追求GDP增長。

這帶來了超過30年的雙位數增長。中國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約100倍。然而,這種對GDP增長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國民收入主義”),也導致許多社會代價,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數0.48),和嚴重的空氣及水污染。

習近平顯然決定擺脫中國長期以來以GDP為目標的增長策略。因此,指示收集中國GDP數據的國家統計局,采取步驟終止“GDP至上”的做法,改變其計算GDP的傳統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質”方面的增長。

中國未來的經濟表現,不會由單一GDP指標的改變決定。從現在開始,其宏觀經濟政策將更著重全面的目標,如穩定的增長、就業和通貨膨脹等。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堅持結構性改革和產業提升的長期目標,不再受一些GDP指標短期變動的困擾。經濟增長在未來出現波動時,政府也不會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來人為地提高短期GDP增長。

在接受新常態時,習近平面對兩大關鍵挑戰。首先,如何加快經濟轉型,以確保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長期更有持續性。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的增長模式必須重新平衡,國內需求必須扮演更重要角色。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如何發展新的增長源頭。習近平期望更“先進模式”的未來增長,以創新和技術上的進步,來取得必要的生產力增長。這意味著在研發上的更多投入。

中國剛起步的研發基礎設施,同發達國家比較還有很大差距,但其研發開支近年已快速增加,在2014年占GDP的2%(美國是2.8%,日本是3.4%)。以總額來說,中國在全球的研發開支其實不低,排名世界第二,僅落后美國。

中國的新大學畢業生每年超過700萬人,其工業基礎也日益擴大和成熟。毫無疑問的,中國正朝發展可行技術基礎的方向發展,以便實現支持未來發展所需要的生產力增長。

到目前為止,中國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從制度創新和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取得更多生產力增長。中國申請新專利的數量領先全球,但其脆弱的的知識產權制度,卻對創新的商業化沒有幫助。

中國過去的增長,主要源自大量資金的投入(來自本身的高儲蓄率)和大量的廉價勞工。因為生育率的下滑,這些“人口分紅”已耗盡了。

因此,未來的增長必須從更多的投入,轉向取得更高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除了技術創新,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的市場改革。換句話說,在新常態下,“改革紅利”將推動未來的增長。

在2013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涵蓋關鍵領域如金融業改革、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市場競爭政策、國有企業改革等。

在今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會,改革的主要重點轉向法治,以強化法治中國。一個有效和運作良好的法律框架,是良政和成功實行各項改革所不可或缺的。

歸根結底,習近平的改革對新常態里下一階段的增長至關重要。可以說,他面對的挑戰,和鄧小平在30多年前首次推行市場改革時一樣艱巨。

評 論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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