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16日，G20首腦峰會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筆者受邀參加本次G20峰會并參與承辦了其中唯一場預熱峰會，在會場內外充分感受到中國日益提升全球影響力的同時，也深刻地體會到中國智庫的時代責任。在本次G20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20國領導人共同聲明》先后宣布，中國將主辦2016年G20峰會。為此，中國智庫如何在G20平臺上作用于國家形象與大國外交，政府如何創造條件激發智庫的進一步貢獻，都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2016年G20峰會，是中國繼APEC之后又一次承辦的大型國際政治峰會，將再次展現大國風范。筆者希望能夠透過G20峰會親歷，總結中國智庫的經驗與教訓，以期對未來兩年中國的G20籌辦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G20預熱峰會：中國思想貢獻太少

11月13日－14日，G20峰會前唯一一場主題為“加強全球增長”的預熱峰會(pre-summit conference)，由國際商會(ICC)與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各一家智庫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承辦此類峰會的首家中國智庫。這場論壇相當重要，一天半的會議共約20位全球演講者，包括經合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國際商會(ICC)主席麥格勞、土耳其總理達烏特奧盧等重量級嘉賓，主辦方澳大利亞、日本、英國、美國等多名重量級官員或學者也到場傾聽看法。可見，各國均很重視這場會議。

相比之下，中國的聲音與力量卻少得多。除了由我院代表團四位演講嘉賓(前中國銀行副行長、ICC執行理事、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張燕玲、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龐中英以及筆者本人)外，在場的中國官員、學者或相關人士相當少。

事實上，中國官方未嘗不知這場會議的議程，因為當天晚宴約600人參加，就是由中國某國企獨家贊助，該國企從國內還派出副總裁級別的領導到場致辭，從北京派遣了數十位代表參加晚宴。晚宴上，澳大利亞內閣成員、州長、市長悉數出席，可謂中國出價不菲。但正如一位通曉中國國情的加拿大學者在席間與學者耳語：其實國際社會更希望能夠與中國人交流思想，當然，中國人很有錢，愿意多出錢，國際社會也很樂意，只是思想的營養更高。

聽到這段話時，筆者汗顏。這些年中國政府和企業的腰包鼓起來，但形象卻漸漸“土豪化”。讓國際社會看重的，是中國人的錢，這是中國人的一種驕傲，卻又是中國人的另一悲哀。中國參與世界的建設，不只是錢，更應是思想。國際社會希望得到的，不只是中國人的錢，更是中國人的思想。

在15-16日，G20峰會唯一能讓非官方代表團的人員進入的媒體中心，這種中國思想的欠缺感同樣存在。在能容納上千的大會場，各國記者、學者、社會活動人士均相當活躍，尤其是智庫人士，紛紛積極運籌，希望在這個全球20個最重要國家首腦聚會的場合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事實也是這樣，在《20國領導人共同聲明》中還特別感謝了B20(Business 20，20國商務組織)、L20(Labour 20，20國勞工組織)、T20(20國智庫組織)、Y20(Young 20，20國青年組織)等非政府機構。遺憾的是，中國人或機構在這些組織中很難找到代表性的身影。

G20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國協調機制，是國際金融治理與改革的最關鍵平臺，中國人不能失聲，中國智庫更不能缺席。作為人大重陽的執行負責人，最初筆者想放棄這次承辦邀請，一則考慮到路途遙遠，出國審批程度復雜，二則外事經驗不足，多少有一點怯場，但真正到了G20現場后，發現人大重陽是唯一如此活躍的中國非官方機構，暗暗慶幸又有些后怕：如果我們也沒來的話呢？

G20峰會，中國挑戰已經開始

2014年G20峰會最大懸念就是，土耳其主辦2015年G20峰會后，誰將主辦2016年G20？2011年法國G20峰會后的共同聲明，明確了此后四年的主辦地分別是墨西哥、俄羅斯、澳大利亞與土耳其，其中談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國將由輪值地區選舉產生，首先由亞洲小組開始，包括中國、印尼、日本和韓國”。

“2016年主辦G20峰會”的建議最早由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陳雨露教授提出。2013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承辦的“20國智庫研討會”，對金融危機后的國際治理機制進行了深入探討，通過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庫共同聲明，提及G20機制面臨的重大挑戰。如何延續這個國際治理機制，需要有一個擁有充分感召力、粘合力的國家敢于擔當延續G20的國際責任。為此，陳雨露教授遞送“建議我主辦G20首腦峰會拓展國家利益”的內參報告，并于2014年4月先后在《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刊發文章，闡述G20對世界治理與中國發展的意義。該建議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

中國是否能成為2016年G20主辦國，日本是最大的競爭對手。根據2011年法國G20峰會后的共同聲明，此后四年的主辦地分別是墨西哥、俄羅斯、澳大利亞與土耳其，其中談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國將由輪值地區選舉產生，首先由亞洲小組開始，包括中國、印尼、日本和韓國”。為此，2014年9月，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承辦第二屆20國智庫研討會，推出中國首份G20智庫報告，正式建立全球第一個G20智庫合作年會機制，再次通過第二份20國智庫共同聲明，支持2016年中國主辦G20峰會，在全球智庫圈奠定輿論基礎。此次布里斯班G20峰會后，中國被確認為承辦自2014年APEC會議以來全球領導人盛會的東道國，這也意味著中國人民大學關于“中國積極申辦2016年G20峰會”的智庫建議最終變成了現實。

但是，作為這個進程的參與者，筆者的焦慮一點都不比喜悅更少。G20機制沒有秘書處，實行的“三架馬車”制度，即當年舉辦國與前一屆東道國、后一屆東道國共同承當。這就意味著雖然中國在兩年后才承辦G20峰會，但中國的G20峰會籌備工作已經開始。

在布里斯班預熱峰會，在筆者演講后的兩個小時，國際政治學教授出身的土耳其總理達烏特奧盧，在同一個講臺上脫稿侃侃而談了70多分鐘，直面目前G20機制出現的諸多困難，談到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辦將把重心“放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經濟融合以及關注窮國利益”等諸多要點，內容非常打動人。會后筆者特意上前向他詢問，達烏特奧盧總理透露，土耳其很重視這場會議，已籌備了許多年。那么，G20的峰會，中國兩年時間的籌備夠嗎？

從這個程度上講，人大重陽連續兩年承辦G20智庫研討會，并牽頭主編的《誰來治理新世界》的G20論文集，以及出版了中國首部G20智庫藍皮書《大金融與綜合增長的世界》是非常好的參考資料，但這些嘗試還遠遠不夠。關于G20的籌備，中國智庫需要做的更多。

辦2016年G20，中國經驗不應只在會務

在澳大利亞主辦的G20會議開始前幾天，中國剛主辦完APEC會議。北京“上善若水”的表演秀、雁棲湖的美景、“APEC藍”都給了世界巨大好感。一到布里斯班，當地G20工作人員就說，中國人太了不起，我們辦會一直在拼命學習中國，但肯定趕不上北京的水平。果然，當G20峰會第一場首腦午宴是澳式燒烤時，澳大利亞網絡上一片吐槽聲。有的說：人家剛在北京吃完精致國宴，到咱們這兒來就吃燒烤，太寒磣了。但另一方面，G20的內容卻是實實在在的，澳總理阿博特屢屢出現在其他大國及各類矛盾的斡旋位置，澳大利亞的大國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凸顯。可見，一場成功的會議，不能只在于會務的高超水平，更在于要有實質性的內容，以及獲取國家利益與塑造國家形象的能力。

對于2016年G20峰會，許多國家代表都在表達這樣的期待。韓國國際交流財團副總裁車斗鉉對筆者說，G20各成員國在尋求真正的經濟合作方式時，關注減輕戰略不信任和猜疑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借其獨特性可以成為連接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橋梁”。考慮到中國與G20其他亞太成員國(如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印度)的雙邊經濟關系，中國還可以通過連接該地區國家成為全球合作的“最佳實踐案例”。

來自法國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執行董事及創辦人馬克?烏贊表示，美國霸權實力逐漸衰退之后，世界進入了多極化格局，這是一種全新的國際金融格局。這意味著，國際金融關系將不再以美歐為中心，而是包括巴西、印度和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內的新舊經濟體之間的G20融合格局。然而，正如美國和歐洲之前很難接受日本崛起成為經濟大國一樣，它們對于新興國家的崛起同樣擔憂，但世界開始漸漸適應中國崛起。

從這個角度看，籌辦G20峰會，中國智庫需要出的主意是，抓住G20的機遇，為決策者提供足夠的智力支撐，既借鑒別國經驗，又勇于創新，通過議題設置、成果文件、會議議程等，牢牢把握會議主動權，通過此次辦會過程，增加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等領域的話語權，提升我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