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穩增長是今年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

1981—2013年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率、投資率變化情況（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4）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科學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提出了今年經濟工作的五項任務。其中第一項任務，就是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其余四項任務也都是圍繞著穩增長來部署的，包括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發展空間布局，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五項任務同時明確了結構調整的重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

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最終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是同一問題的兩種表述方式。宏觀經濟對策必須緊緊抓住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來進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縱觀30多年來的發展軌跡，我們基本是依靠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來支持經濟的高增長，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的發展道路。對此，不能苛求于前人。因為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短缺，是商品的極度匱乏。我們用20年的時間消滅了短缺，這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但由于對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嚴重后果覺悟較遲，沒有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上投資增長的巨大慣性，以致30年來投資率一路攀升，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一路下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陷入目前的扭曲狀態，這就是當前經濟下行、需求不足、增長乏力的根本原因。從1981年到2013年，我國投資率從32.5%一路攀升至47.8%，同期，最終消費率從67.1%下降到49.8%，居民消費率從52.5%下降到36.2%，分別上升了15.3個百分點和下降了17.3、16.3個百分點（見下圖）。目前我國每年創造的GDP總量，將近一半用于擴大再生產，僅僅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用于13多億人消費。美國的居民消費率為70%。像我國這樣的投資與消費結構在全球各國是絕無僅有的，是注定不可持續的。

顯而易見，我國經濟發展已由供給約束階段轉變到需求約束階段。需求不足的問題不突破，其他措施難以發揮大的作用。結構調整的主要目的就是從結構轉換中創造和釋放出新的需求。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和研究機構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破解需求瓶頸上。

馬克思用畢生精力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最后得出結論，生產能力無限擴張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戰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加強經濟預測、宏觀調控和發展福利社會，使過剩的矛盾得以緩解。我國從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現在，只有20年的時間。對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認識不深、研究不夠，雖然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計劃經濟下的短缺問題，但對過剩問題尚未破題。

重新聚焦農村改革是破解需求不足難題的關鍵

據統計，2013年，我國農村仍居住著6.3億人，農業勞動力尚有2.4億人，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為31.4%。農業勞動生產率只及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三分之一，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也只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社會平均水平，從而使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趕上城市人口收入水平，條件已經成熟。釋放6.3億農村人口的消費潛力，足以支持我國經濟以7.5%以上的速度發展到2030年。中國30多年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不管什么商品，只要農民學會制造，這種商品很快就會由供不應求轉變為供過于求；不管什么商品，只要農民有錢購買，這種商品很快就會由供過于求轉變為供不應求。

釋放農村需求的巨大潛力，首先要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以汽車來說，盡管不少城市已因交通擁堵而限購，但農村不存在這個問題。2013年，我國民用汽車擁有量為1.27億量，擁有率不足10%，全世界平均為30%以上，發達國家高達80%甚至更高。如果讓農民買得起車，將足以支持我國汽車工業未來十幾年的高速增長，城鄉結構將由此發生深刻變革。

通過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建立現代化、規模化、專業化大農業，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習近平主席在去年全國農村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中曾指出，單季農業地區，每個勞動力能耕種100～120畝地；雙季農業地區，每個勞動力能耕種50～60畝地，其勞動生產率就能達到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農民就能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在廣大平原和淺丘陵地區，達到這樣一個最低規模要求已經有了條件，農業現代化出現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一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出路，到處都是招工難；二是農用工業可以提供充足的農機裝備等農業生產資料；三是市場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旺盛；四是各級政府對三農包括水利的投入規模高達五萬億元，今后還會不斷增加。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縮小乃至消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此其時也。

筆者去年12月下旬赴黑龍江黑河市農村調研，那里的土地85%以上已經流轉，由合作社、農業公司、種田大戶耕種，每畝每年轉包費平均700元左右。有一個村有耕地2萬多畝，原來由220多個勞動力分散耕種，現在組建了合作社，只用十幾個勞動力種地，其余勞動力全部外出打工。婦女到上海做月嫂，月工資5000多元，夫妻倆都出去打工，年收入可達10萬元，加上土地轉包收入一萬多元，家庭年收入超過11萬元，收入比原先翻了兩三番。合作社搞規模化、標準化經營，使單產提高30%以上。從黑河的情況看，在合作社、農業公司和種植大戶三種經營模式中，股份合作制更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農機農用資料都可作價入股，收入按股分紅。合作社聘請管理人員、農機手等，由合作社發給工資。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大都是社員，他們既拿到分紅，又拿到一份工資，收入略低于外出打工者，但可以照顧家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今年第三位的任務。只要加強政策引導、鼓勵，土地流轉的速度可能會快一些。沿襲了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然經濟模式，在工業化、城市化浪潮沖擊下，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鼓勵農民工有償退出宅基地并在城市購房

目前，我國有農民工2.7億人，農村留守兒童6000萬人，留守婦女4600萬人，留守老人4000萬人，共有4.16億人期盼著全家團聚。加快解決農民工的家庭團聚問題，將拉動巨大的城市建設需求，對穩增長將能起到立竿見影之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的《決定》提出，土地占補平衡只能在省域范圍內進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允許農戶對宅基地使用權抵押、擔保、轉讓，第一次賦予宅基地以商品屬性，農戶憑借其使用權即法人財產權，就可以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這個市場范圍有多大，農民退出的宅基地就能在多大范圍內享受到級差地租的收益。筆者1月初到河南新鄉市農村調研，了解到農戶拿退出的宅基地到縣級土地市場交易，每畝價格僅5萬元左右；拿到新鄉市地級土地市場交易，每畝能賣20萬元。土地部門的同志估計，如能在鄭州開放省級土地市場，每畝可賣到50萬元左右。這對進城購房的農民工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吸收農民工較多的城市，應為農民工建福利房。過去城市人口享受到福利分房，隨著房價提高，出現了財富升值效應。以農民工退出宅基地為條件，換取新增城市住房建設用地，以較低的價格為農民工建房，使農民工在城里買得起房，這是政策的關鍵。

農民工市民化可收到多方面的好處：第一，這是新形勢下黨和政府關心群眾生活的重大行動，對密切黨與農民的關系將產生深遠影響；第二，農民工在城里安了家，就可以參加各類技術培訓，熟練工留在企業，有利于形成穩定的高素質產業工人隊伍；第三，有利于節約利用土地資源，農民工再也不必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用于在老家建一座無用的樓；第四，為四億人在城市造房，將形成巨大的需求，加上進城后增加的消費需求，將成為破解需求不足矛盾的根本舉措。

亟待厘清的幾個認識誤區

重新聚焦農村改革，釋放農村發展的巨大潛力，必須首先打破思想障礙，厘清幾個認識上的誤區。

第一，認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沖擊18億畝耕地紅線和國家糧食安全。發展現代化農業，將使我國農業由一個弱質產業提升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這是對糧食安全的根本保障。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必須在不改變農業用途的前提下進行。當然，應借助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機會，推廣糧改飼和種養結合模式，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提高畜牧養殖業在農業中的比重。這樣，用同樣面積的土地將生產出比糧食更多的食物。宅基地的退出，除了能滿足新增建設用地的需要，還能節約50%以上的土地用于新增耕地，這是試點地區的經驗證明了的。世界經驗也證明，所有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耕地都是增加的。現在，全國農村宅基地占地17萬平方公里，折合2.55億畝，每個農村人口占有的建設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建設用地市場，促進土地資源的節約集約利用，勢在必行。

第二，擔心農民工在城市失業，老家又回不去，怎么辦？讓農民工市民化以后，即享受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保險，這個問題就自然化解了。

第三，擔心農民對土地的法人財產權實現之后，會不會引起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農民能夠像城里人一樣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而且通過設置區域性土地交易市場，讓遠離城市的農民的宅基地，也能分享到大城市的級差地租，這是農民的權利。農民工增加的購買力充其量只能對緩解通貨緊縮發揮些作用，說會引發通貨膨脹，實在是不著邊際。

改革以來，每一次大的突破，都率先來自農村。重新聚焦農村改革，使農業勞動生產率趕上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使農民人均收入趕上城市人均收入，基本消除城鄉發展差距，這一歷史任務亟待我們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