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國增速是美國3倍 因為美國缺個發改委
作者羅思義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于2月9日觀察者網首頁。
從2014年底到2015年初，媒體上鋪天蓋地報道美國經濟所謂的“強勢增長”，質疑中國出現“經濟危機”。如今中美都發布了各自的2014年經濟數據，我們可以將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表現比較一番。此舉不但有助于對比討論中美兩國的經濟表現，也揭示了中國媒體在經濟報道中所犯的分析錯誤，以及對統計數據存在的誤讀。
誤區：不同的GDP計算法
先看以下的客觀數據：
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7.4%，美國經濟增長2.4%——如圖一所示。中國經濟的增速是美國經濟增速的3倍。
中國的GDP從2013年的58.8萬億人民幣增長到2014年的63.6萬億人民幣——增長了4.8萬億。這一增量用2014年12月31日的匯率計，是0.78萬億美元，用2014年全年的平均匯率計，是0.785萬億美元。美國的GDP增長了0.653萬億美元。
因此，如果用匯率價格來計算，中國對全球經濟總產出的貢獻比美國大約多0.13萬億美元。圖二顯示了以2014年底的匯率計算，中美兩國2014年的GDP增量。
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跌——以這一匯率計算比較中國與美國的GDP增長，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是被低估的。如果以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PPPs）計算，比起美國0.653萬億美元的GDP增長，中國的GDP增長大約為1.3萬億美元。
不管選用哪種計算方式，中國的經濟增長顯著超越了美國。
這些實際數據有力地澄清了中國媒體對中國經濟的誤讀。中國媒體稱中國經濟正處于“危機”中，或者正在經歷“嚴峻的緩滯期”，而美國經濟則在“高速發展”。但這些數據表明，恰恰相反，中國不但仍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發展最快的，而且其增長速度仍然遠遠超過美國。
中國媒體誤析中國經濟的第一個原因在于一個簡單的數據錯誤——它們沒有看到中國和美國是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各自的GDP數據的。中國主要用當年一個季度的產出與上一年同季度的產出作比。比如說，中國上季度生產總值增長率是7.3%，這是用2014年的第四季度與2013年第四季度作比較得出的。所以中國的GDP增長率是年增長率。而美國則把當年一個季度的產出與同年的上一個季度作比，然后把這一數據年化——大致乘以4——作為年均增長率（即美國常用的環比年化增長率，觀察者網注）。
美國GDP計算方式的嚴重缺陷在于，它極大地夸張了經濟增長率的起起落落，而這些起伏也許是短期因素引起的——這就使人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某種“狂躁抑郁”的印象。舉例來說，在最新的美國經濟數據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2014年第三季度的5%下跌到了第四季度的2.6%——這看上去是嚴峻的緩滯。但事實上，如果和前一年相比——排除掉純粹由短期因素引起的經濟起伏——美國經濟僅僅是從2.7%下降到了2.5%。
同樣的，2014年第3季度5%的增長率也是短期因素導致的一個夸大數據——實際的GDP年增長率僅為2.7%。
上圖顯示了中國和美國各季度實際的平均增長速率。也許可以看到，美國經濟增長并未出現顯著加速。從數據上看，美國2012年的GDP增長率為2.3%，2013年為2.2%，2014年為2.4%。2.4%的增長無論如何都不能被描述為“高速”——尤其是與中國7.4%的增速相比較而言。
西方媒體如何制造大新聞？
未能正確解讀中美兩國的統計數據，只是中國媒體進行錯誤報道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一些人寧愿去讀西方媒體的錯誤報道，也不愿自己下功夫研究數據。整個2014年，西方反華媒體都在試圖散布“中國經濟危機”與“美國經濟增長”的謠言。
讓我們來看看西方媒體是如何“危言聳聽”制造大新聞的。按時間排序，我舉幾個例子。2014年1月，《金融時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是“靠債務吹出來中國經濟泡沫已至爆裂邊緣”。4月份該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中國的經濟危機正在到來——只是不知規模有多大”的文章。10月份美國企業研究所宣稱：“中國經濟一片混亂”。
如今，事實已經證明這些報道都是沒有道理的。
美國學者邁克爾·佩蒂斯對此類故事尤其熱衷——美國金融網站Zero Hedge曾刊登過一期他的訪談，題為“中國經濟的‘軟著陸’會不可避免地轉變為一場‘異常殘酷的硬著陸’”。而《金融時報》則刊載了一系列喬治·馬格努斯的文章，預言中國經濟的增長將會降低到3.9%。此公曾是瑞士銀行（UBS）的資深經濟顧問。
很明顯，這些新聞和中國經濟實際情況之間的反差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事實上，這些錯誤的報道不過是對傳播了幾十年的“虛構經濟學”回爐重鑄，這類經濟學最喜歡報道中國經濟“危在旦夕”，或它將“大幅減速”。此類報道不光泛濫于各種“邊緣刊物”，甚至在西方主流經濟媒體也大行其道。
比如2002年時，章家敦（觀察者網注：美籍華裔律師，以“中國崩潰論”在西方社會走紅）寫了本名為《中國即將崩潰》的書，他的論點一目了然：“五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們還有真正選擇的余地。如今卻沒有了。他們沒有出路了。留給他們時間不多了。”
10多年過去了，留給中國領袖們的時間仍然充裕。讀者大概以為此書作者會因為預言的破滅，羞愧地淡出公眾視線，但實際上章家敦照舊以“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做客《福布斯》和彭博財經頻道等主流媒體。
另一個例子是《經濟學人》。2002年6月，該雜志專門出了個關于中國的副刊“底氣不足的中國龍”——標題照舊一目了然。它對中國的分析如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始終依賴著國內引擎的拉動，而這已經力不從心了。過去5年里的經濟增長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額支出。因此，政府的債務飛速上升。再加上銀行的不良貸款和國家巨大的養老金債務，一場經濟危機正在醞釀中。”
2002年的這期《經濟學人》以此作結：“看來，在未來的十年里，中國必將產生動蕩了。”實際上，在接下來的10年里，中國不但沒有被卷入危機，還坐上了經濟增長率第一的寶座，并且這種增長速率是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經濟大國都不曾經歷過的。
實際增速超過計劃
為什么西方媒體對中國經濟的報道一直不靠譜？更讓人吃驚的是，在改革過程中，中國經濟從未有過低于預期的不佳表現；相反，中國始終表現得要比其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更加出彩。
以圖四為例，圖中比較了鄧小平在改革初期預定下的中國經濟增長速率，與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速率。鄧小平的第一個預定目標是從1981年到200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實現翻兩番，也就是400%增長——實際上的經濟增長達623%。第二個目標是從2000年到2050年間，中國的GDP將再增長400%——即從1981年到2050年的GDP增長是1600%。
事實上，2014年的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較1981年增加了超過2200%——鄧小平的目標已經提前38年實現了！
再看政府最新定下的目標——在2010年到2020年間實現GDP翻一番——2010年中國GDP為401202億元，2014年中國GDP總額為636463億元，中國有望再一次超額完成目標。
以上數據表明，在這35年多時間里，中國始終朝著其目標全速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公開重復這一目標：“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中國政府用馬克思主義框架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信服這個說法，所以不妨用林毅夫新近提出的，更專業的經濟理論來解釋為什么以國際標準來看，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還將持續下去。
林毅夫首先分析了國內因素：“2008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才超過美國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這個差距同1951年時日本與美國差距大致相當，而之后20年里日本的年均增長率是9.2%；這個差距也和1977年時美國與韓國的差距相當，之后20年里韓國的年均增長率是7.6%。也可以把它同1967年的美國-新加坡，或者1975年的美國-臺灣作比——之后兩個地區的年均增長率也很近似。以此類推，在2008年之后的20年里，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應當有大約8%的增長潛力。”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潛在平均增長率為8%左右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外部經濟因素的影響，短期內經濟增長值會有變動。他寫道：“外部經濟環境并不樂觀……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很可能會低于其年均8%的預期。在政策制定者制定下一個五年計劃時，最好將中國經濟增長率目標定在7%-7.5%之間，再按照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動在此區間做出相應的調整。這樣一個增長目標有助于穩定就業市場，降低金融風險，也能使中國在2020年時實現收入翻倍的目標。”事實上，中國只要保持年均7%的經濟增長速率，就能超過在2010年到2020年間實現經濟增長翻一番的目標了。
中國之所以能達成其經濟目標，林毅夫給出了解釋，這個解釋擊中了一個當下流行的核心經濟學錯誤，正是這一錯誤導致那些大行其道經濟分析報告漏洞百出。林毅夫分析道：“中國具有憑借內需來維持經濟強勁增長的潛力——而不僅僅是居民消費。”
在經濟學上，內部“需求”并非如佩蒂斯或中國國內的某些作者所言，是等同于國內消費的。它等同的是消費與投資的總和。
自然地，中國有全球最大的投資資源。如林毅夫所說：“中國的投資資源是源源不斷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和加起來低于GDP的一半——低于國際標準。與此同時，中國的私人儲蓄總額接近了GDP的一半，國家的外匯儲備也達到了4萬億美元。就算處在相對糟糕的外部經濟環境中，短期內中國也能靠投資促進就業；而工作機會的增多又拉動了消費。”
美國缺個發改委
但為什么只有中國能夠貫徹這些投資計劃，而在美國，無數號召增加投資的呼吁總是無疾而終？即便是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這樣的領袖人物的公開呼吁，也還是遭到忽視，原因在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核心上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截然相反。
中國經濟中的國有部門并不試圖囊括或者管理整個中國經濟，但它卻強大到足以控制中國的總體投資水平。這樣一種結構也許可以用凱恩斯的話來描述：“某種比較全面的社會化投資”能確保“現有投資量的決定權不握在私人手中”。或者也可以用鄧小平的話來描述：“在改革進程中我們要確保……經濟中的公有制成分總是占主導地位。”或者也可以用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來概括：“我們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但無論何種對公有制經濟的描述都不如經濟實況來得重要，正如《華爾街日報》精簡的結論：“大多數經濟體靠拉動財政和貨幣這兩根杠桿來促進經濟發展。而中國還有第三個選擇。中國的發改委可以讓投資項目源源不斷地增加。”資本主義經濟里缺少這樣一種結構，而正是這一成分，一如我們將看到的，在1978年后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并保證了中國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后，表現得比其它經濟大國更加亮眼。
相較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都缺少發改委這強大的一環。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經濟的發展始終勝過美國，并能在媒體幾十年（包括2014年）不斷翻炒的“中國經濟災難”的預言中穩如泰山。
另一組數據同樣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當媒體上充斥著有關中國經濟的悲觀報道時，外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金額卻從2013年的1239億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1276億美元。對一般企業而言，它們打交道的對象是資金而非口號，所以它們比媒體更清楚中國的經濟狀況。
筆者多年的謀生手段，就是向企業提供各國的經濟分析（比如中國），而這些分析要比刊在《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和《經濟學人》上的那些文章準確得多。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從未說對過，因為那些作者并不理解中國遠比西方優越的經濟結構，故而他們一再做出錯誤的預測。
不過也不必感到絕望。比起這些出版物上漏洞百出的文章，2014年中國的實際經濟數據再一次表明，如果想得到關于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更加準確的預測，應當聽聽中國頂尖經濟學家是怎么在中國媒體上說的，再看看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預測究竟是怎樣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為探討經濟問題留出了相當大的空間，既解決實際問題又注重理論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國當前才會如此重視智庫建設。筆者曾經撰文指出所謂“消費帶動增長”概念的理論謬誤，但由于錯誤信息流毒甚廣，一直沒能產生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所以，希望中國媒體多關注基礎性的數據問題，而不是當西方媒體的傳話筒。（本文為作者向觀察者網提供的獨家稿件，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劉旭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