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 記者張林 實習生楊堯）當前我國財政面臨著總量意義上的收支矛盾和結構意義上的央地矛盾。這兩種矛盾實質上是我國財政體制和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不協調的結果。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民生支出等問題將會成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的新特征，這將導致收支矛盾和央地矛盾合成的財政困局進一步加深、財政風險加大，從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因此需要提前布局，找到這種環境之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之路。
在此背景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5年第一季度）于3月29日上午九點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一報告廳召開，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主辦，共同探討財政困局下的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此次經濟論壇分為兩個單元，第一單元為“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2015年第一季度）發布會”，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郭杰做題為“財政困局下經濟結構調整路徑的再定位”的報告演講。郭杰教授的演講分為四個方面：
第一，財政困局的具體表現。郭杰教授認為，“財政困局”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稅收進入低位增長時代；其次，政府的支出呈現剛性，中長期呈現出較大的壓力；再次，地方債務風險凸顯，短時期內難以化解；最后，財政體制改革滯后，推進改革困難重重。
第二，經濟結構調整對于未來財政的影響。郭杰教授表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結構調整要求以財政高支出作為支撐。因此，“政府主導型”不僅限制了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空間和實施效果，同時也對中國財政體制的調整和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而相對應的，“市場主導型”的經濟結構調整則對財政支出的額外要求較小，不僅能降低赤字，還能有效釋放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并為財政體制改革營造適宜的環境。
第三，財政困局下經濟結構調整的再定位與政策取向。“政府主導型”調整路徑已經難以為繼，郭杰教授強調。因為“政府主導型”的調整路徑異化了國有企業的功能、限制了調整的空間，造成了金融結構扭曲導致產業結構扭曲的局面。不僅對創新產生了抑制效應與阻礙作用，同時也使結構調整中的央地分歧加大，政策難以實施。因此，財政困局決定了中國選擇“市場主導型”經濟結構調整路線的必然性。
談到如何去走“市場主導型”的經濟結構調整路線，郭杰教授認為應該借鑒國際上產業結構轉型的經驗。“市場主導型”的經濟結構可以解決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問題，完善市場體系、矯正市場失靈。在此過程中遇到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進展滯后、行政性壟斷改革滯后、一些必要的市場約束機制尚未建立等問題，應合理有序地通過市場機制化解過剩產能，注意控制節奏。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定總需求，以市場機制培育新的產業。
第四，經濟結構調整的具體措施。一方面，應該變革財政體制。將整體性與改革次序的合理性相結合，將制度安排的統一性與具體制度的差異性相結合。事權劃分采取“有收有放、總體集權”的做法，財權劃分采取“有收有放、總體放權”的做法。在財政轉移支付方面應該控制規模，優化結構和資金的分配方法。另一方面，應該調整財政政策。減少對政府投資的依賴，發揮民間資本的活力。以生活保障替代收入保障，生活性服務業保留營業稅，并加大對資本所得的征收（主要體現在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除此之外，也應該適度調整債務政策。
會議的第二單元為“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宇教授主持。在此環節中，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兼書記劉尚希教授，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教授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教授四位專家分別針對剛才郭杰教授的匯報作為簡明扼要的觀點補充。高培勇提出應改“困局”二字為“新常態”，更為符合中國當前的經濟狀況。而劉元春贊成“市場主導型”的經濟結構調整路線，認為政府應該順“市”而為。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教授對整個論壇做出總結。宏觀經濟論壇舉辦八年，到目前為止總共33期。陳雨露首先感謝了這個優秀智庫品牌的開創者和陪伴論壇成長成熟的老朋友們，并表達了對于“宏觀經濟論壇”這個品牌塑造過程中堅守精神的敬意。
陳雨露引用孟子的名言“善政不如善治，善治不如善教”，明確指出“善政”即領導有權威，為官者清明、政府有效率；“善治”即官民共治、依法治國，公共目標、民生為重；“善教”則是指老百姓都凝聚在一個具有深入人心的、極具感召力的核心價值體系之下。24字的核心價值觀被陳雨露濃縮為“公平正義，人民幸福”八個字，表達了對于整個中國未來狀況的期待。在這樣既有特色又有高度的核心價值體系之下，充分展開一幅波瀾壯闊的大改革、大調整和大提升的畫卷。又在這幅巨大的畫卷當中把整個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傳承并具有革命性地樹立起來。陳雨露堅信，這樣都能夠看到中國燦爛的未來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