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自提出以來已得到多方積極響應。過去一年多來，筆者帶領的一個課題組在中亞、南亞、東南亞、非洲、中東歐、歐盟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同時也對國內沿海、沿邊主要口岸城市和產業基地做了考察，結果發現“一帶一路”雖然前途無量，但也存在超乎想象的障礙。比如：
情感障礙 歷史文化是遺產，也是包袱。課題組沿張騫、玄奘、耶律楚材、馬可波羅等人走過的陸上絲綢之路一路走來，發現沿途史籍對絲路歷史的記載失真頗多。在絲路沿途國家，蒙古鐵騎“比轄而屠”的傳說婦孺皆知，而對中國在蔥嶺以西的文化貢獻，記載卻寥寥無幾；贊美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的書籍沒有一本，但質疑的倒不少。我們不可想當然地認為“一帶一路”“己所欲”，便可簡單地“施于人”，要下大力氣還原“絲綢之路”真實歷史，宣傳“一帶一路”的和平本質。
溝通障礙 “一帶一路”涵蓋人口數十億，文化差異性不可低估。絲綢之路族群繁多，百教交錯。沿帶沿路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等，華夏儒道罕有存跡。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可不問文化差異和宗教禁忌，中國文化傳播也不是幾百億基金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包容心。
道路障礙 陸上絲路有北、中、南三條主路，途徑地帶多雪山峻嶺、戈壁沙漠。目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征收高額關稅，各國邊界管理機關效率低、不作為甚至存在貪腐行為，這些都嚴重阻礙絲綢之路復興。“海上絲路”重在港口設施，但基礎設施遠非一般企業所能承受，而商業銀行一般又難以承擔風險，因此較難的路段可能會成為長久“瓶頸”。這些問題需要通過頂層外交、高層對話以及雙邊或多邊協定逐一解決。
制度障礙 目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穩難”。在治理制度層面，中企與“一帶一路”多數國家最易沖突的是環境壁壘和社會責任壁壘，被抵制甚至驅趕的主要原因是所謂“污染”“人權”等問題。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本來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許多企業沒有問清規則就踏上了“一帶一路”，結果是簽約容易獲益難。
人為障礙 “三股勢力”、境外恐怖分子對油氣管線和交通干線等的破壞威脅不容小覷。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也使“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另外，當今世界諸大國都是“一帶一路”的利益攸關方。對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它們雖未公開反對，但私下里卻在問中國人：你們想做什么？如果不能協調各利益攸關方的立場，它們的攪局能力不可不察。
國內障礙 目前國內有不少于30個城市宣布自己為“一帶一路”的起點。各省都希望爭政策、抓資源、占先機，以便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和增長動力。而跨地域、跨部門的全國“一帶一路”協調機構尚未明朗。國家援外機制和貿易投資機制之協調、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公平競爭都有待進一步依法治理；國際化人才之培訓也未跟進；海外投資保障保險機制、境外爭端解決能力、海外護商力量暫時顯然不能為“一帶一路”漫長而脆弱的線路保駕護航。
“一帶一路”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而提出的偉大戰略，中國未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都將圍繞這一戰略布局展開。列出以上這些“障礙”，并非是對“一帶一路”失去信心，相反，筆者認為，“一帶一路”再難也要推進。提前把問題弄清，把工作做細，才能有的放矢、排除萬難。（本文最初發表于《環球時報》，原題為《“一帶一路”障礙多但必須推》，作者是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系學系教授。紀為民、孫國強、舒成武、田斌、張冀兵等對本課題調研亦有突出貢獻）
延伸閱讀
何茂春：“一帶一路”開啟
中國開放3.0
“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三個大的階段的開端，命系中國未來十年。
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WTO問題專家何茂春認為，“絲綢之路戰略意義堪比入世”。過去的30年里，他走遍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專注研究世界貿易，他認為“習總書記說我們要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已經形成的普遍的規則”。
“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
梁為: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之前，日本就曾提出絲綢之路外交帶，美國也實施新絲綢之路計劃。“一帶一路”與它們相比有何異同？
何茂春:日本提出絲綢之路外交始于1997年，初衷是保障能源來源的多元化。美國，則先有1999年的絲綢之路戰略法案、2005年的大中亞計劃，2011年又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不過都由于金融危機而后繼乏力。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和它們有重疊的地方，但范圍更廣，是涉及東南亞、中亞、西亞、北非的區域合作大聯盟。輻射人口數十億，橫跨幾大洲。中國的推動，是按照各個國家和區域的實際發展情況以及中國現實的可能性，來建立雙邊或者是多邊的自由貿易和區域合作的構想，并且中國尊重每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求同存異，并不帶有意識形態色彩。
梁為:在這種國際競爭和合作的坐標下，“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和挑戰在哪里？
何茂春:全面區域合作，將有利于中國的“走出去”和經濟安全。我們與更多國家展開從生產領域到商業貿易領域、金融技術等方面的合作，這有利于我們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倒逼國內的改革，經濟、法制，同時會帶來文化與思想的革新。
從挑戰來看，第一，我們自身的國際化、市場化程度并不高，在走出去方面還缺乏經驗；第二，相當多的其他經濟體有自己的國際發展計劃，與我國“一帶一路”接軌還要很長時間；第三，不同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理解與接受度也不同，有的國家積極，有的國家相對冷淡，障礙仍然很多。
梁為:你曾說“一帶一路”戰略意義堪比當年加入WTO，為什么？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會不會對現有世界的普遍貿易規則帶來顛覆性影響？
何茂春:我將中國對外開放經濟改革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79年的改革開放后；二是加入世貿后；三是這次的“一帶一路”戰略后。“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三個大的階段的開端，命系中國未來十年。
在這第三階段的開端，中國剛好發生這樣一個轉折，就是中國現在的資本輸出規模已經接近或是超出了我們引資的規模。中國而今是一個從資本到產能到人才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的國家。這是成為大國的必經之路，意義堪比入世。
但我認為，我們并不是去改變甚至顛覆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或國際體系。習總書記不久前說我們要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已經形成的普遍的規則。當然，我們可以去幫助這個現有體系在發展中完善，同時有一點自己的創新。
自貿區是“一帶一路”的先鋒
梁為:林毅夫教授曾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對此提法你怎么看？
何茂春:林教授的這個比喻很生動、形象，也非常有趣。馬歇爾計劃的當時，歐洲正處于經濟崩潰的邊緣，馬歇爾計劃給歐洲注入活力，扶持了歐洲，也幫助了美國自己。如今，中國有相當的能力幫助“一帶一路”上的相關國家建立互聯互通的各種各樣的基礎設施，為其經濟的發展帶去新的活力，同時幫助中國自己，另外從金融角度來講，中國將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這就是比較典型的類似于馬歇爾計劃的方案。
只不過，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無法與當時的美國相比。另外，我們的“一帶一路”是建立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對某一個地區的援助。
梁為:“一帶一路”的內在需求是什么？
何茂春:如前面所說，中國現在的資本輸出規模將超出引資規模，我們將走入一個資本輸出的時代。這種走出去，將倒逼國內的改革，從更大的經濟體制改革，到法治觀念的改革，到產能轉移、產業升級，到企業的經營理念、管理水平、人才培養等。“一帶一路”是由我們的內在需求來推動的，它就是一場深入的改革。
梁為:倒逼之下，國內改革將會有哪些立竿見影的作用？同時，會有哪些長期的作用？
何茂春:立竿見影的作用，無論是依法治國、經濟民主、環境保護，還是保障民眾權益、政府的透明度等方面，馬上將促進我們的改革。法制方面，產業政策、相關產業法律、貿易法律等不合理的地方很快就會得到調整，立法很快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另外，當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后，企業治理水平、觀念、人才能力都將顯現出我們的某些優勢和某些不足。
從長期來講，中國會走向全面依法治國，建立民主與法制的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梁為:中國的自貿區建設在加速，上海、天津、福建、廣東自貿區已落地，都被認為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相關，自貿區與絲路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何茂春:幾個自貿區的落地是“一帶一路”戰略的組成部分。自貿區是改革實驗區，為下一步改革提供經驗，也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先鋒。天津靠近北京，北方的制造業、創新產業有著明顯的優勢，京津一體化會帶動北京的技術、新技術，文化創意文化產業，這方面肯定是天津的優勢與定位。上海連帶江浙民營經濟，在金融服務、高端制造業方面擁有優勢。天津、上海，更多的是面向歐美及東亞。廣東的優勢就是貨物貿易、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面向的更多是東南亞。它們的特點沒有明顯的差異，正好是帶動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這三個中國經濟龍頭。
“一帶一路”將助中國文化影響世界
梁為:過去30年，你從“北、中、南”三線路走訪過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也走訪過海上絲綢之路。以你的觀察，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和期望是怎樣的，對“一帶一路”的接受度如何？
何茂春: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態度比較復雜。中國和平崛起，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沒有明確反對中國崛起的。當然，中國崛起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一些國家存在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也帶有期望，希望中國能夠真正地復蘇世界經濟，也希望中國能夠遵守已經形成的關于價值和規則的共識，希望崛起的中國能幫助各個國家建立一個更符合未來的互聯互通自由流暢的發展模式。
李總理訪問的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他們盼望互聯互通的基金能夠直接讓他們受益，也希望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幫助他們建立更加暢通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設施。有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希望我們能幫他們先把港口建起來，有的國家非常具體地跟我們談如何把“一帶一路”建好，有的國家更是希望能跟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
梁為:不僅是經濟，還有政治、文化的意義。你覺得“一帶一路”對周邊或者世界文化的走向會不會有影響？
何茂春:“一帶一路”的規劃首先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中國歷來就有以利制利、厚往薄來、宣道揚德的外交思想，所以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復興”。過去的幾千年當中，我們差不多有一千多年是世界經濟老大。但以前我們沒有主導過世界的發展，沒有真正地融入全球化，沒有全球的思維，我們的天下觀還停留在東亞。所以這次要我們以更高的境界、更寬廣的胸懷來豐富我們的文化。這樣，“一帶一路”也有利于中國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
全世界現在最普世的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我們的文化的內涵和文明的價值觀是什么呢？如今，我們必須真正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要創新，也要改革，“一帶一路”對于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創新的機遇。當然，世界文化也將會因為中國文化的融入而帶來新的活力。我認為，中華文化中仁義、和諧、大同等價值觀，有可能對未來全球化產生主導影響的新文化。
梁為:你的履歷中有廣東的一頁，能否具體談談“一帶一路”對于廣東意味著什么？
何茂春:廣東是我的第二故鄉。建設絲綢之路對于廣東來說，應該說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廣東在中國有史記載的兩千多年中，從未間斷地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在中國幾乎排外到極致的時代，例如晚清和“文革”，廣東還有十三行和廣交會。廣東的優勢是別人替代不了的，它的外貿經濟規模、制造業規模，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人文交流，都是無可替代的，廣東也應發揮更多作用。
但和香港一樣，廣東的傳統優勢也在日益減少，主要原因是創新雖快，但競爭對手創新更快。廣東應該做些什么？首先是，政府要作為，出臺相關政策，如建立絲路基金，鼓勵一些企業走出去，把自貿區建設好，簡政放權，放松管制，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服務的水平。加大人才培養、培訓力度，以縮小與京津、長三角的差距。廣東的行業協會、商會要發揮更大的組織和調節以及解決國際爭端的作用；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廣東的企業應該開放度更高，不能局限于低端制造，要提高自己的核心創造力，提高國際化的水平和國際市場的拓展能力。 何茂春 （本文最初發表于《時代周報》，不代表清華大學世界和平論壇的觀點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