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楚 郭琎 鄭新業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電改是能源革命在電力行業的具體體現，對電改的評判不能僅限于電改方案本身，要跳出電改來看電改。

從2002年國發5號文開始，“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離、競價上網”的十六字目標幾經蹉跎，至今仍未完全實現。時隔13年，2015年發的 9號文《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再次提出電改“三放開、一獨立、三加強”的目標。

此次電改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為背景，是如改革派所言——新電改毫無新意？還是如許多報道所言——新電改催生新增市場，釋放改革紅利已不存在？我們認為：新電改實則是能源革命主題下的“蛋”，電改必須要以破解我國能源痼疾為決策目標；以能源發展的現實困境為約束條件；以是否推動能源革命為評價的唯一標準。

打通體制堰塞湖：

能源革命的“破”與“不破”

故事的一切，要從新電改所依存的歷史背景——能源革命開始說起。能源革命是電力體制改革的導航燈、規劃師。新電改則是能源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能源革命的重要抓手，是推動能源革命的先鋒隊。新電改推出的初衷和落腳點，都必須要以能源革命所指目標為導向。因此，首先需要厘清：能源革命要破解哪些痼疾和障礙？

我國能源領域的首要矛盾是供需失衡，2000～2013年，能源缺口從1億噸標煤增至3.5億噸標煤；平衡國內能源供需的結果是嚴重依賴國際能源市場， 2012年原油、天然氣的進口依存度分別達到58%和29%，國家能源安全面臨較高風險；盡管供需缺口持續擴大，但由于能源價格非市場化扭曲嚴重，能源資源利用效率較低，存在大量無效低效使用；此外，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能源消費導致的污染問題日益突出，威脅到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

在此背景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明確提出要推動能源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對能源消費、能源供給、能源技術、能源體制和國際合作五個方面提出明確要求。

之所以提出“能源革命”而非“能源改革”，始于領導層清醒認識到：能源領域痼疾不除，體制障礙久不舒緩，將累積成高懸于社會之上的堰塞湖，淤積成經濟發展中的血栓，變身成改革創新的攔路虎，因此需要施猛藥以去疴、施重典以治亂。因此，能源革命劍之所指，均有明確的目標和需要破除的問題（見表格）：在確保能源供需外，治理環境污染與控制溫室氣體、調整經濟結構、應對價格沖擊、保障能源安全均是能源革命的重任所在，能源革命任重道遠。

決策掣肘與困境：

能源革命的“能”與“不能”

面對上述多重革命目標，決策者有多個政策工具箱，但又面臨多重約束。如果需要達到諸如“保障能源供需”之類的單一目標，不說輕而易舉亦必手到擒來；如果二維兼顧，譬如要同時實現“保障供給、減少污染”，雖有困難尚存可行之策。然而，諸如“既要有能源用，又要沒有（低）污染，還要價格便宜”的多維目標，則往往難以尋找到現實的組合選項。

其次，討論能源革命，既需要關注效率，也需要關注公平，不能忽略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權問題；既要讓市場起作用，在市場失靈部分讓政府發揮作用的同時，還得防止政策失靈。

此外，能源革命的諸多目標，與其他改革目標之間可能存在不兼容或者重疊，因而決策者往往需要統籌全局，將不同改革和目標設定優先級和先后順序?？梢?，能源革命實是多有掣肘、踟躕難行。

回歸起點與終點：

電力改革的“變”與“不變”

正是上述這些決策面臨的“能”與“不能”約束條件，進一步深化了對能源革命“破”與“不破”的客觀認識。但萬宗歸一，電改是能源革命在電力行業的具體體現，對電改的評判不能僅限于電改方案本身，要跳出電改來看電改。

能源革命本身才是電力改革的基石與出發點，也是電力改革的終極目標和終點，因此是否回應了能源革命的訴求、是否破除了能源革命的障礙、是否服務于能源革命并推動能源革命進程，是衡量電力改革的標尺，是檢驗電力改革的試金石，也是評價電力改革的唯一標準。

那么，哪些領域將要實施能源革命，即“變”？哪些領域留待未來攻堅，即“不變”？

首先，在確保電力供給方面，9號文提出“有序縮減發用電計劃，完善政府公益性調節性服務功能，提升以需求側管理為主的供需平衡保障水平”，這實際上對推動電力市場化交易、確保電力供需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在保障電力安全方面，5號文中要求改革要“有利于提高供電的安全可靠性”；9號文則更明確提出要“保障電能的生產、輸送和使用動態平衡，強化和提升電力安全高效運行和可靠性供應水平”，也即新電改將保障電力安全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再次，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5號文闡述為“（改革要）有利于改善對環境的影響，制定發電排放的環保折價標準”，9號文則具體提出要“積極發展分布式電源，支持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機組上網支持節能降耗和資源綜合利用機組上網”，盡管形式上利好于新能源，但在細則出臺前，我們認為現有方案沒有涉及優化電源結構的機制，也沒有考慮引入煤炭清潔利用和節能調動機制。此外，9號文方案可能導致高耗能產業產能擴張，產業結構的惡化有可能抵消新能源增長帶來的環境利好。

此外，在市場化改革方面，9號文在現有“5+2+4”的電力市場格局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競爭，形成適應市場要求的電價機制，并完善市場化交易機制，建立相對獨立交易機構。9號文以“堅持市場化改革”為基本原則，因此可以預期新電改帶來了更大程度的市場競爭，部分行業將受益于競爭帶來的價格下降，而公益性行業和居民部門電價短期內將維持平穩——但這都是基于沒有處理電價交叉補貼這團亂麻的前提。最后，在強化政府監管方面，依據5號文所設立的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缺乏獨立性，效率低下。9號文鮮明闡述了“加強電力統籌規劃和科學監管”和“抓緊修訂電力法律法規”的要求。但是，方案并沒有明確監管主體和地位，其有效性要打上問號。

總體來看，9號文再次強化了電力供給與電力安全保障，重點是推動了市場化改革，但在應對污染治理、經濟結構優化和強化監管領域，仍有待未來細則的出臺或進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