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由柯銀斌在第五屆公共外交北京論壇上發言稿整理而成）

2009年9月份，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講到了公共外交，10月份察哈爾學會成立。我們學會成立之前，定位叫做非官方的外交與國際關系智庫。到了今年，又趕上了新型智庫的建設意見發表出來，我們又等來了新的智庫發展機會，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們學者一般討論智庫的四項功能，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今年兩辦文件中多了一項功能，叫做公共外交。把中國智庫加了一項功能叫公共外交，這是創新。我想結合我們學會的一些點滴的經驗探索，講一講中國的智庫如何實現公共外交的功能。

第一，中國所有的智庫都應該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但是不同研究領域的不同性質的智庫，其所從事的公共外交的形式內容應該有所區別。比如黨政下面的系統里面的智庫，你要是做公共外交，就盡量多做一些政黨外交或者政府外交；高校智庫，以教育和留學生公共外交為主好一點，企業智庫可以做企業公共外交、經濟外交。察哈爾學會這種社會智庫，可以多做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公共外交。另外要提的一點是，外交和國際關系領域的智庫，我個人認為“天生”就是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因為研究的本身就是外交政策問題。其國際交流，國際化的活動都是屬于公共外交范疇，這是我的一個解釋。

第二，智庫的公共外交應該以外國智庫為目標受眾，尤其是要重視相同或者相近研究領域之間智庫的交流。周恩來總理講到了一個外交的原則，兵對兵、將對將，卡爾教授我們在上海的時候共同探討了公共外交的經驗，同行之間的交流效果更好，這個借用到智庫交流里面起到這種作用。就是同類型的智庫，研究范圍比較一致或者接近的智庫交流效果會更好一點。

第三，公共外交的內容應該以智庫的研究成果，以及自身的發展經驗為主，以智庫的所在國的外交政策與文化價值觀為輔。你交流這樣內容，而不是其他內容，這樣做起來效果就比較好。比如今年正月初五，我應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邀請，做了一場報告，題目叫“中國公共外交的發展”。實際上他們原來跟我們聯系的人說你講這個題目，你要講察哈爾學會怎么發展的，通過這個研究推廣過程，看出來中國公共外交實際發展情況。

到底智庫的公共外交怎么做，我簡單的做了一個歸類，可能大概有五種的途徑和方式。一是智庫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問題，怎么翻譯成外文。察哈爾學會公共外交的書翻譯成韓文，其他只有英文摘要，我們英文作品還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是人的問題，一個是錢的問題。二是智庫專家之間的人際交流，中外智庫專家的一種工作交流，或者說引進海外的智庫專家來做訪問學者，或者向外國智庫派訪問學者，派人參加國際智庫的對話，交往一些活動。我們目前沒有做到引進外面的人到我們學會來做訪問學者，往外國智庫也沒有派，我們主要是工作交流。2014年我在北京辦公室就接待了12人次的外國智庫的交流活動。第三，智庫專家要到國際機構去任職。第四，要建立與外國智庫的交流合作機制，比如聯合主辦國際會議，開展國際項目研究，在這方面察哈爾學會與荷蘭國際關系研究所、德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創辦了公共外交國際論壇，現在已經開了三年，2015年第四年在柏林召開。最后一個方式，也是最重要、最困難的方式，就是要在海外設立你這個智庫分支機構，在東道國開展研究。

針對中國的智庫情況，我個人認為，要實現好公共外交的功能就這么幾個方面，一個是要提高中國智庫的公共外交行為主體意識；第二，要選擇與你研究范圍相關的智庫為目標受眾，以你的研究成果為主要內容，采取不同的途徑和方式。最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評估你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