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應是中國智庫首要追求的目標

——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

在美國頂級智庫耕耘近10年，李成感受到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在全球化時代，成為一個全球智庫，為全球服務。而近兩年，李成亦感受到中國智庫發展的蒸蒸熱潮。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成立于2006年，這是布魯金斯學會第一個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中心，其對有關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課題進行廣泛研究。作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間或往來于中美兩國，不時現身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周他在京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采訪。

多元應是中國智庫追求的目標

中國經濟時報： 中國智庫的發展目前如火如荼，您對中國智庫發展有哪些建言？

李成： 中國智庫的春天即將到來，我們海外智庫也隨時關注中國智庫的發展。中國智庫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快速的發展期，這與美國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有點接近。原因應該是比較清楚的，一方面是國際的，一方面是國內的，還有一方面是人才，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國智庫的迅速發展。

這里一個關鍵詞是“多元”，中國發展智庫，也許獨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標，至少在短時間內是這樣的，而多元性應該是它追求的目標。多元性也是基于國際環境的多極化，國際社會迅速變化，非常復雜，需要作為大國的中國對國際事務，包括經濟、能源安全、氣候環境等問題，都有進一步的認識。

這使我想起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曾經說過的，怎么領導一個有247種奶酪的國家呢？中國現在也變得越來越多元。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有時候想的是一回事，民眾是另外一種觀點，這種溝通，需要智庫起很大的作用。

還有一個是“旋轉門”。前段時間一些退休領導人到智庫去工作，在未來的幾年或者十幾年當中將會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轉門”，一些年輕的、在智庫工作的人也會不斷地轉到政府去，當然中國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三種因素促使中國智庫在迅速發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國智庫的一個新的方面。

維持智庫的獨立性對社會有利

中國經濟時報： 現在很多中國智庫的資金成為發展瓶頸，而美國智庫的生態環境較好，有捐贈的文化，捐贈的法律法規也很健全，但中國在這方面還處在萌芽狀態，特別是中國企業的公益捐贈還沒有發展到支持智庫這種境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智庫發展缺資金的問題？

李成： 美國正是有了這樣一個準則，有了這樣一個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識到應該贊助智庫，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整個社會有利，對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有利，所以它是沒有附加條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過什么途徑來影響你。

正是因為這樣，有時候很大的企業要捐助我們，我們是退掉的，包括有一個研究藥物的企業要我們研究公共衛生，我們說不能這樣做。這里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國對捐助的稅務保證，為布魯金斯學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否則你很難想像布魯金斯學會85％的預算來源是捐款。

中國經濟時報： 布魯金斯歷年排名都是全球第一智庫，布魯金斯的三大法寶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智庫如何處理好和政府的關系？

李成： 布魯金斯把獨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我們的座右銘是三個詞：高質量、獨立性、影響力。這是我們追求的理想，而且布魯金斯學會也信奉這個原則。但是我們不要把很多東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美國智庫都是這樣，有很多智庫和政府有很密切的關系，有的智庫有非常強的意識形態，有的智庫是為某個企業、某個行業服務，這些都是美國智庫多元化的表現。

布魯金斯學會在處理獨立性的問題上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兩黨選舉的時候，我們不能以布魯金斯學會的名義 “站臺”，也不能夠用布魯金斯學會的資金來為選舉服務，如果你請了民主黨的候選人，也要請共和黨的候選人。而我們每年也要寫一個保證，就是不用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源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這方面都有很嚴格的規章制度。我們當然希望通過我們的資源、通過我們的“旋轉門”對國內政治施加影響，但同時應該看到布魯金斯學會的人員構成中，也許大多數是民主黨，但始終是有共和黨的，我們保持了這樣一個平衡，而這個平衡也是布魯金斯中心為什么有影響力的來源之一。

不必擔心智庫發展“一哄而起”

中國經濟時報： 現在智庫發展在中國似乎面臨“一哄而起”的情況，您覺得中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會影響智庫健康發展嗎？

李成： 我覺得中國智庫的發展目前最忌諱的是雷同，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會把很多東西淘汰掉，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包括美國等很多國家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這引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么處理好人才競爭和智庫本身的建設？布魯金斯學會有100年的歷史，人才可以流動，最終是一個布魯金斯的品牌創造出來了，所以兩者的關系是互動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小的智庫也許會做得很成功，智庫不僅是與個人相關，如果想要長久發展，要有個性，這取決于智庫本身的建設。智庫不管是“大而全”還是“小而精”，這只是不同的模式。布魯金斯學會走的是“大而全”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其他智庫都適合這種模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倡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中國智庫的調整也非常快，這方面會有很多新的變化，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應該批評過多，因為這是早期必然出現的現象。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在發生變化，假以時日，中國會出現中國的布魯金斯、中國的卡內基，我相信在未來10—20年就會出現。但是智庫的發展是需要過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庫，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學習他人的長處、學習他人的經驗教訓。在這方面，布魯金斯學會希望和中國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觸，而我們在中國的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平臺。

盡快扭轉中美智庫交流上的“逆差”

中國經濟時報： 人才對智庫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領軍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外交學院不久前評選出十位美國“知華派”學者，可以看出這些美國學者在中國國內有著較強的影響力，您是如何看待在智庫領域中美兩國之間的 “逆差”現象？

李成： 不管怎么樣，很高興我們被選上。在美國十大“知華派”里，有五個都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常駐研究員，這本身也反映出布魯金斯學會的實力。

實際上，中國有非常好的一流學者，布魯金斯學會在過去幾年也出了《中國思想家》叢書，我們準備有十二個思想家，各個領域選一個，包括政治學的俞可平、法學的賀衛方、人口和經濟學的胡鞍鋼，還會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國最好的學者介紹到西方去。

因為這是不對稱的，你到中國的書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學者的書翻譯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國的書店去看，有多少中國學者的著作能夠在美國書店的書架上？幾乎是零。這是很不對稱的，這對美國等國家是種損失。

假以時日，中國的思想家會走向全球，但是這需要一個寬松、開放的學術環境，這很重要，盡管我剛才講了，追求獨立也許不是目前中國智庫發展的重點，但是有一個學習的氛圍、有一個開放的氛圍、有一個多元的環境，這會幫助中國產生世界一流的學者。而目前中國對外交流的方式、中國智庫的聲譽還有待提升，這需要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智庫發展不是搞公關、不是搞宣傳，更多的是一種交流，是一種文化的對話，我們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點。在有些方面中國當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過度強調特色，你就會限制自己。所以為什么中國的許多學者本來應該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沒有實現，有很多原因。但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開放，尤其是中國對智庫建設的重視，不斷會有新一輪的年輕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誕生。

中國經濟時報：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智庫合作如何能夠在制度性上面有一個創新性的探索，從而帶動兩國社會、民眾之間的互相認知，創造一個有利于中美兩國和平穩定發展的建設性環境？

李成： 答案應該是比較清楚的，就是開放和交流。開放和交流在布魯金斯學會也很明顯，中國外交政策當中有一大批人都曾在布魯金斯學會作過訪問學者，包括很多中國研究外交的學者。

但是你會看到，從中國的角度來講，研究中國問題的研究人員能夠到中國智庫待過很長時間，能夠成為美國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響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對稱。我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方面也是很開放的。只有你開放了，包括你到智庫來訪問，你可以看到智庫的很多弊端和問題，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你就會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陰謀論”，像布魯金斯學會跟政府關系很密切，但更多的是一種善意的批評和良好的愿望。

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是要加強智庫的開放和合作，用戰略的角度來講，能夠形成互信，本身智庫就會帶來很多朋友，而這種朋友帶來的影響，它影響民眾、影響政治、影響決策，是非常非常深遠的。尤其是我們看到未來一代，我們智庫里有很多中國學生，他們回去以后會知道華盛頓是怎么運作的。我們希望能提供更多這樣的機會，但是遺憾的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贊助來支持交流，我們需要兩國維持和加強這樣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