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教授生前對中國發出十大忠告，其中之一就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這位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產權理論奠基人、１９９１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的思想市場則是思想庫發展的搖籃。

智庫，英文“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即為公共政策決策提供創新思想、理論、策略、方法和方案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實際上就是現代型智囊機構。與古代智囊團不同，智庫服務于政府、社會以及整個國家，而不是服務于某個執政者個人；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但不僅僅限于出謀劃策；智庫是有鮮明社會公共屬性的非營利性組織，而不是依附性的私人幕僚。

中國自古就有重視謀士、軍師、幕僚的智囊文化傳統，佼佼之謀者，如姜尚、張良、諸葛亮、王猛諸人，皆上馬能參謀軍機，下馬能治國安邦。“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囊思想具有西方文化難以企及的戰略高度，但并沒有催生出“智庫”意識。中國幾千年以來從不缺乏為帝王將相服務的“智囊團”，戰國“四公子”甚至號稱門客三千，但門客絕非是現代意義上的智庫。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產生于１９ 世紀的歐美，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結果。２０ 世紀中期，冷戰和技術革命等因素造就了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經濟秩序持續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化趨勢日趨明顯，曾經以個體形式為主的謀士、幕僚的能力已遠遠不能適應各國政治決策者應對挑戰的需要，現實迫切需要團隊形式的智庫為決策者提供更高質量的專業咨詢和政策方案。各類智庫由此得到快速發展，決策咨詢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政策影響力日益擴大，決策層與智庫的關系愈加緊密。智庫逐漸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有關機構統計，到２０１３ 年全球各類比較活躍的智庫已達６８２６ 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只有布魯金斯學會、胡佛研究所等２０多家智庫，到２０１３ 年智庫的數量已增至１８２８ 家，形成了與其社會治理體制相適應、較為完善的決策咨詢體系。

在美國的華盛頓地區生產思想的智庫工廠有３９３ 家，另外還有１４９家智庫在華盛頓附近的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讓大華盛頓地區成為智庫的大本營。政府和國際機構很多政策的構思、研發和成型都有賴于這些智庫工廠，而且這里面還存在思想工廠之間的競爭，思想產品豐富，思想市場挑選產品余地很大，也很難存在壟斷的現象，同時智庫還成為公共管理人才的儲備庫，源源不斷地為政府和公共機構提供熟悉政策研究和公共管理的合格人才。

智庫是西方社會近現代化的產物，是大國爭鋒的幕后推手。大國崛起的背后，往往都有智庫的影子，從“海上馬車夫”荷蘭到“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從后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到強勢崛起的蘇聯，從獨享全球霸權的美利堅到撬動世界大格局的金磚國家，無不得益于智庫的無形力量，都離不開智庫的智力支持。當今世界美國仍然是全球第一強國，相應地，美國智庫執世界之牛耳。雖然很難說是智庫成就了美國的霸主地位，但智庫的力量毫無疑問是美國如此強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智庫在當今西方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突出，其中尤以美國為最。無論是總統、內閣、國會還是中情局、五角大樓、國家安全委員會，幾乎任何一項政策或一個決策，都會受到智庫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實際上，在社會體制與運行機制較為健全的西方發達國家，大到國家安全、對外關系和發展戰略，小到退休金、社區衛生乃至兒童午餐等問題，都能聽到智庫的聲音，都有智庫參與或影響決策。智庫對當今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可以說是無遠弗屆。

新興大國的崛起，同樣離不開智庫。在全球化浪潮洶涌的當今世界，后發后生型的新興國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空前增多，國際國內環境復雜多變，科學決策的難度空前加大。怎樣把握機遇，如何應對挑戰，是新興國家的共同課題，而這就需要科學、專業、系統的研究作為決策的支撐。

因此，新興國家的政府機構開始越來越多地求助于智庫，是一個自然而必然的現象。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五國的迅速崛起，與迅猛增長的智庫力量同樣是分不開的。在由“中國創造”向“中國智造”轉型的關鍵時期，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志，不僅是中國崛起的智慧動力，其本身也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內容。

然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是世界大國，但中國卻還沒有一個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頂級智庫。中國智庫的現狀與國家實力、國際地位嚴重不匹配。雖然官方統計中國有近２５００ 家軟科學研究機構，智庫數量號稱世界第二，似乎與中國國際地位完全相符，但實際上，中國智庫獲得國際認可的僅有４００ 余家，甚至有專家認為，中國幾乎不存在真正的智庫，此論雖然偏頗，但中國智庫不盡如人意卻是不爭的事實。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營智庫弱而無力，更多智庫機構有名無實，獨立性缺失、公信力不足、影響力不大，更難談得上國際化地位和國際話語權的爭取，這就是中國智庫的現實圖景。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時代，智庫乏力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嚴重羈絆。

作為中國民營智庫的探索者與實踐者，我們創辦運營智庫六年多，游歷、訪問研究、考察過數十家世界知名智庫，與上百名國內外智庫專家有過交流探討，深深感受到智庫力量對國家崛起的重要性。基于對世界智庫的了解與認識，以及對智庫運營過程中的實踐與體會，我們對中國智庫的問題、前景和方向的思考與感悟也越來越深切。

過去，智庫在中國主流輿論中是一個多么陌生的詞匯，如今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政府近來開始意識到智庫的重要性。習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３ 年４ 月至今兩次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把發展智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也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

“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在１９４９ 年后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錢學森之問”發人深省卻一直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作為一個國際人才研究學者，我比較認同科斯教授的答案———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因為沒有這樣的思想市場，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就缺乏堅實的道德和知識基礎，思想創新、學術卓越就無從談起，人才的多樣性也必將枯竭。
智刃無鋒，何能大國爭鋒？一個現代化大國的崛起，必需一大批具有獨立性、專業性、國際性，具有公信力、影響力的強大智庫作為智力支持和軟實力支撐。美國崛起為世界強國并樹立起全球霸權，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就是其背后龐大的智庫體系提供著源源不竭的國家智力和發展動力。中國要崛起，就必須改變這種智庫力量與國家實力、國家地位嚴重不匹配的現狀。
從目前發展的階段和優勢來看，中國已經到了需要智庫大顯身手的時代。政府權力高度集中，決策快，效率高，決策正確固然效果顯著，一旦政策決策錯誤，決策快、效率高卻是災難性后果，因此，在目前體制下中國特別需要智庫發揮作用。智庫特別是民營智庫若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目前決策權太集中、思想出口單一和缺乏多元化論證的體制弊病。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中國智庫發展與中國體制改革必將形成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良性互動局面。

強國須強智，對中國智庫的前景，我們始終是樂觀的。因為無論是從源遠流長的智囊文化來說，還是從思想市場的巨大需求和智庫所需的人才、資金等條件來說，我們想，不久的將來率先打破美國智庫一枝獨秀的國際智庫格局的、可能性最大的力量是中國智庫。正如科斯教授指出的那樣，中國沒有理由比韓國、日本或美國缺少創意。只要中國合理開放思想市場，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大國智庫，中國的發展就會更上一層樓。

我們認為，困擾當今中國智庫發展的因素，主要還是體制和機制問題。在一個政治文明不斷成熟、社會風氣不斷開放的國家，對思想市場的任何束縛與種種限制，終將逐步消除。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新一輪深
化改革的到來，中國思想市場必將迎來大發展大繁榮，這是中國智庫的空前機遇。尤其是對民營智庫這支新生力量來說，它們更需要從體制上松綁，更多獲得政府扶持與社會參與。如果政府能像對待民營經濟那樣大力發展民營智庫，民間智慧的活力與潛能就會被徹底激活，從而在整體上推動中國智庫的大發展大繁榮。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孕育了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讓資本的力量從多方面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若再有思想市場的合理開放，尤其是以智庫為主的思想推動作用，那么中國的進步將會更加
全面、深刻和持久。

大國崛起，必需大國智庫。為了中國崛起的光榮，為了民族復興的夢想，中國智庫任重而道遠。如果說“中國夢”意味著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那么中國智庫必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造夢者。期待越來越多的民營智庫加入這個偉大的造夢工程中來，打造屬于民營智庫的“中國夢方舟”。愿與有志于中國智庫事業的有識之士共勉。（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