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四維 中國南亞學會顧問、前駐印度外交官
中國和印度基本國情相似性很強，人們常拿這兩個國家做各種各樣的比較。早先，印度被西方視為“民主的櫥窗”，兩國比較往往印占上風。然而，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趨勢漸變，至少在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方面，中國愈來愈居領先地位。繼而，當我們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國際事務評論家人數激增，中國民間輿論似乎出現一種小覷印度的傾向，不少人愛講關于印度的搞笑段子，甚至有人把印度人稱之為“阿三”，輕蔑之情溢于言表。
印度是個完全開放的社會，對于外來人，乍一看似乎滿眼“臟亂差”。但是，如果深入進去潛心觀察，得出的結論或可能更具本質的真實。印度人大多心態平和。二十多年前筆者曾在新德里學習，當時在印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共同的觀察，那就是在印度住了一年或兩年，幾乎沒見過印度人有打架的。還有一個共同的感慨：印度鐵路系統的管理顯然不如中國，旅客進站不用檢票，普通客車不設列車員;但是，假如中國也如此管理，整個系統肯定頓時崩潰。
印度擺脫貧困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并非“水深火熱”。盡管印度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仍比較突出，但自獨立以來，該國從未發生過大規模饑荒。印度大城市中貧民窟問題非常明顯，但這也曲折反映出印度農民工進城在許多方面還是享有一定權利的。雖然印度的全民醫療制度飽受詬病，但印度窮人確能在公立醫院得到包括手術在內的免費醫療。
在印度，與貧困緊密關聯的一個特殊問題是種姓制度，一些對印度略有了解的中國學者強調這是其落后的根源。其實，印度近三十多年來的“種姓政治”已經給社會帶來深刻變化，所謂的“不可接觸者”(或“賤民”)有了自己強有力的政黨，一批低種姓出身的政治領袖在權力舞臺叱咤風云。去年新上任的莫迪總理就特別強調其茶攤小販出身的卑微背景。
如果回首歷史，我們還必須承認，印度人曾經是我們的老師。中國傳統的本土文化未能回答“生死問題”：儒家不事鬼神，缺乏想象力;道家煉丹求永生，缺乏說服力。而從西域傳入的“輪回轉世說”，使人祛除了對死亡的恐懼，樹立了追求“極樂世界”的信念，從而轉化為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應該說，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印度文化的影響是廣泛的，或者說，印度的軟實力是突出的。在東南亞，源于印度的神話故事滋養了許多民族的童年。今天，寶萊塢電影不僅對整個南亞，甚至對東南亞、中東和非洲地區都有相當影響。數年前，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書店中，筆者看到擺著兩本印度人物傳記，一本是關于圣雄甘地的，一本是關于特蕾莎修女的。僅就這一視角，沒有另一個國家享有如此殊榮。
當然，如何看印度也有另一種極端，即篤信印度的民主制度一定能使其經濟趕上和超過中國。從現有數據看，這種可能性恐怕還很遙遠。
能否以平常心看外國，既是一個眼界和心胸是否寬闊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能否實事求是審視自己的問題。“一帶一路”正推動中國迅速融入世界，中國人亟須更公平地看世界，更客觀地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