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2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在北京銀泰柏悅酒店舉行。這是國內首次探討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論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新型智庫的一個有益嘗試。80余位官、產、學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把脈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路徑。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在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以下演講。開幕式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國務院參事王輝耀主持。

全球化是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

全球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目前全球化已進入新的時代，有了新常態。總結而言，具有五個特點。

一是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目前全球經濟處于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其實已經結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生產要素的流動，其速度和規模都在上升，商品的制造、銷售等環節都已經全球化，中國制造的商品很多材料、半成品都是進口其他國家，包括原料、資源都是進口的，然后再出口。所以國別制造已經變成了世界制造。

二是全球化與去全球化并存。去全球化的趨勢也在發展，且趨勢的發展有其固有的規律。目前許多國家看到全球化存在的很多問題，或者解決不了許多問題，就尋求其他的解決辦法。比如在貿易領域，世界貿易組織WTO，說實話WTO已經名存實亡了。同時看到的是各種各樣的自貿區在風起云涌，無論是TTP、TTIP、還是RCEP等，以及雙邊的，比如中國最近跟韓國、澳大利亞都達成了雙邊的自貿區安排，雙邊的、多邊的自貿區安排卻發展的很迅速，這表明全球范圍的貿易體制出現了問題。在其他領域，比如說核不擴散領域，核不擴散的條約叫MPT，這是由190多個國家簽署的核不擴散條約，規定的是五個大國可以擁有核武器，其他的則可以和平利用核能，但并不是現有核武器的國家。而且核武器材料的擴散很嚴重，國際原子能結構理論上管理這些事務，但它的作用也在削弱，像伊朗核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伊核問題是6+1，朝核問題是六方會談來解決，這個方面去全球化同步在發展。

三是全球的挑戰在不斷的增多，全球化以后全球的挑戰在增多，風險和危害性的傳遞速度很快，就出現了問題。全球化跨領域、跨國界的速度很快，然而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的決心卻相對較弱。在國際性問題方面，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與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相互的錯配現象很嚴重。而且現有全球治理的體制也不太靈活，大家看到例子很多，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有歐債危機，包括最近希臘還在發酵，要不要退出歐元區等等。核武器問題很強烈，包括氣候變化問題也很多，雖然業界對今年巴黎的氣候變化問題很看好，但實際情況卻也不一定。

四是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現在的世界是一個金融資本主義的世界，也就是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它主導全球的生產和價值鏈的分配，它主導著全球經濟利益的分配，雖然美國和西方所崇尚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但是目前的整個體系還是為金融資本所主導，有很多缺陷。

五是全球化的風險，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經濟全球化，但其風險已經外溢到政治和社會領域，經濟停滯，貧富差距拉大，失業嚴重，這些經濟問題導致了許多國家的政治動蕩和社會論亂，而且在部分地區，甚至是社會結構崩潰，比如說阿拉伯引起的中東之亂，現在中東混亂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烏克蘭的危機根本上是由經濟問題導致的。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大批年輕人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制度不滿，提出了1%與99%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貧富差距的問題。其實這種根本上暴露了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出現了制度性的危機，出現了制度性的危機或者制度性的危機苗頭。

目前中國已經處在世界舞臺的中心，也被卷入了全球化，成為全球生產鏈、價值鏈的關鍵環節。離開中國制造，可能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商品沒有地方去買，起碼生活會比較困難，生活質量會下降。同時中國也積極的參與了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作用舉足輕重或者說舉輕若重。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是核不擴散條約的國家之一，是20國集團的核心成員、經濟集團的成員，2016年中國還要主辦G20峰會，并且是輪值主席。

全球治理體系該如何改革和完善

在全球化發展和現有國際秩序和國際秩序體系運轉的70年，出現了一些無序的或者碎片化的現象，在這樣的時刻中國確實需要考慮對全球治理體系，也就是全球化的治理體系進行改革、補充和完善，以適應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全球化的新常態。可以從我們的角度或者各國的角度看有五個方面的事情可以做。

一是改革補充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這里面有兩個方面的事情，1、增加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包括在一些國際組織中的投票權。我們要做實、做強G20、金磚、上合組織，要爭取改革聯合國體系，我們說爭取，因為聯合國體系改革起來困難很大。2、加強大國的協商與合作，因為國際體系說穿了是大國的意志或者說大國的合作，這里面中美的合作尤其重要，并不是主張要G2，或者中美要怎么樣，但是在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補充完善方面，中美的合作、協商、溝通一定要有，然后加上其它大國的合作才能做成事情。

二是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所有的這些治理體系里面，貨幣體系是最要重要的。其實經濟的血脈是金融，所以現在的貨幣體系我們過渡的依賴美元，這個風險比較大，美元作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兼職國際主要儲備貨幣，這兩者是有矛盾的。所以應該爭取早日把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的貨幣籃子，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要穩步地向前推進。同時還要推動大宗商品定價貨幣的多元化，大宗商品的定價貨幣一定要多元化。

三是應該嘗試新的國際合作模式。新的國際合作模式，中國已經做了榜樣，那就是以一種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為指引要推動的“一帶一路”的構想，這就是新的國際合作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來講中國應盡快把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銀行、應急儲備安排、上海合作組織等等組織運行，作為貨幣體系的補充，在這些實踐中貫徹和平發展、合作供應的新的國際合作理念。

四是全球治理、全球化要重視發展議題，也就是要重視貧困的問題。為什么這么說？沒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同步發展，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談不上，因為絕大部分國家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必須在一個國家內部和世界范圍同步推進減貧、扶貧，縮小貧富差距。今年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收關之年，聯合國的各個專家都在討論今后15年的發展中國家的議程，他們叫SDG，就是可持續發展的議程，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要提供各種各樣的幫助。要全力參與，而且要把中國獨特的發展經驗提供給廣大發展中國家。

五是中國本身需要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參與全球治理，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要以中國的思想、中國的方案為基礎。三中全會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這一條與中央要求深入參與全球治理是同樣道理，是相輔相成的，這里面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提高參與的水平，要提高參與的水平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質，所以參與全球治理的人才的培養、儲備、競爭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一大批在各個領域精通國際規則、精于國際談判的人才。全球化在新常態下說到底就是規則競爭、人才的競爭。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