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民間投資同比增長5.2%，不及投資整體增速的一半，與去年同期12.7%增速相比，呈現“腰斬”式回落；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引起社會的關注。
相比民間投資下滑而言，更應關注的是投資的穩健和效益。投資的靈魂是穩健。所謂穩健，是指投資主體能夠利用自身的投資收益、自有資金、資本金化解投資風險，而不是僅僅指望擴大投資增量稀釋短期風險。投資是為了取得收益，但收益未必由社會全員共享。同時，投資也要承擔一定的風險，由于大量粗放投資的風險具有不確定性，若得不到有效緩釋或化解，積聚的風險必然引致經濟紊亂，最終的投資風險必然由社會全員來承擔。
低效投資不但造成資金、資源的浪費，也降低了投資增量的邊際效用。筆者通過大量調研發現，個別地區的固定資產存量利用率不足50%，資產大量閑置，浪費嚴重。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們對處理這些“僵尸”固定資產束手無策，甚至坐以待斃。當前，我國部分行業總體產能過剩，若仍一味強調擴大投資規模來維持增速，由于邊際效應遞減，作用必然有限。固定資產投資的主戰場要轉移至盤活固定資產存量上來。盤活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盤活的方向必須明確。盤活固定資產存量的質量、水平及數量，是經濟的晴雨表，也是政策決定的依據。在強調投資增量的同時，不應忽視盤活存量。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穩增長、促創新、增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積累了大量的自有資金。由于投資環境的變化，民間投資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但民間投資的核心仍在于對風險的計量與把控。
過去幾年，民間投資有成功的經驗，更有失敗的教訓。目前，一些民企無論在資金實力、核心技術、國際化進程、人才團隊、文化建設上，均有了長足進步。尤其是在踐行五大發展理念上，民企發揮了標桿引領作用，展示了民企投資的理性與成熟，這些內因是民企投資發展的基礎。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提高民間投資的質量與水平，尚需解決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地方政府、國企的“去保護”。地方政府、國企憑借內生機制主動承擔債務風險，有利于使用市場化手段化解風險，約束低效投資，發現投資價值。
二是民企借貸中的“去失信”。通過建立社會誠信體系，保護依法合規民企的正當權益，扭轉誠信企業吃虧、失信企業受益的“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風氣。
三是政府管理的“去低效”。針對民企強烈的呼聲和愿望，出臺政策和措施，確保見到實效。主要包括：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條件，降低民間投資準入成本；加強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務，解決不作為、亂作為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消除投資上的所有制壁壘、限制或歧視；提高信息服務水平，確保投資信息披露的深度、廣度、質量和水平，使投資的收益和風險的計量更具確定性；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帶動作用，維護政策的連貫性和確定性；加大對民間投資的金融支持，降低誠信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失信企業的違約成本；加快國企中“僵尸企業”的市場化退出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