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下一步如何走？繼續(xù)刺激還是攻堅改革？結構改革步伐緩慢是一個世界性現象，大家都不愿意改革，都希望最后依賴貨幣政策刺激。通過刺激資產市場支持經濟增長的風險相當大。短期內在宏觀層面去杠桿基本沒有可能，微觀上去產能必須強化市場紀律，化解那些負債率高、產能過剩嚴重的僵尸企業(yè)。政府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是能否真正強化市場紀律、做到公平競爭。
去庫存政策似乎已經看到了一些成效，房地產投資有所回暖與此有關。
去杠桿，短期內在宏觀層面很難見效，微觀上要對僵尸企業(yè)下手。
從國際經驗來看，去杠桿的難度非常大，成功率很低。一般來說無非是兩條途徑：一是通過經濟危機甩掉壞賬，二是企業(yè)通過違約化解債務。當然，還有一種模式叫債轉股，但債轉股效果如何，取決于主導債轉股的機構的能力、資源和市場環(huán)境。
從宏觀層面來看，看我們常用的M2/GDP、總債務/GDP等指標來衡量的高杠桿率，近期內看不到去杠桿的可能性。現在M2的增速13%左右，GDP增速6.9%，假設縮減指數0。現在分子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分母的增長速度，顯然杠桿率還在上升。要把這個比率壓下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分母長得快一點，讓分子長得慢一點。但短期內有沒有可能把M2的增長速度壓到名義GDP的增長速度以下？幾乎沒有可能。當然這個指標是否合理，也存在一些疑問，因為總債務和M2都是存量指標，而GDP是一個流量指標。
在近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最重要的任務是去產能。目前確實有很多僵尸企業(yè)，政府經常抱怨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企業(yè)家也怨聲載道，融資成本攀升讓實體經濟舉步維艱。所以政府在過去一、兩年，出臺了很多相關政策，要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根據我們的研究，金融支持不支持實體經濟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資金在空轉。整體信貸增長沒有明顯下降，但是GDP增長明顯在走低。也就是說，同樣的信貸能支持經濟增長的速度已經下來了，資金的利用效率在下降。
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經濟中存在很多本應關門的僵尸企業(yè)，它們依然在吸取“信貸”資源，卻沒有創(chuàng)造新的經濟活動。我們也看到在很多僵尸企業(yè)比較多的地方，民營經濟不太發(fā)達，創(chuàng)新活動很少。這一現象在東北比較突出。
深圳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經濟有活力、創(chuàng)新也活躍，金融也在積極地支持企業(yè)發(fā)展。深圳經濟活躍的原因很多，但深圳自2003年以后就再沒有主要國企拖累，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寬松、政府強制干預較少。因此，僵尸企業(yè)能否有序破產退出，對供給側改革成功與否至關重要。
相較其他領域，金融改革常有單兵突進，領改革之先，但現在水深步緩確實明顯制約了經濟發(fā)展。利率市場化改革提出多年，目前任務還剩下兩個：一是風險定價，二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利率市場化步伐緩慢有很多具體原因，與市場存在很多軟預算約束的企業(yè)緊密相關。這些軟預算約束的企業(yè)特別是僵尸企業(yè)的存在不僅影響總體經濟增長，還嚴重壓制了資金資源效率。因此說，去產能很重要，而去產能的核心是要讓僵尸企業(yè)退出市場。但去產能碰到的首要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些是僵尸企業(yè)？如果是通過增強行政干預的辦法來去產能，最后能不能得到理想的結果，其實很難說。
歸根到底，改革是否成功，檢驗的標準非常清楚，目前看落在兩個點上：第一是支持已經失去競爭力的舊產業(yè)和企業(yè)快速、平穩(wěn)地退出。這當然包括去產能，而去產能主要難在兩個字：人和錢，即人往哪去、錢從哪來。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去產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這個問題恰恰最難辦。我覺得中央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第二是設計和創(chuàng)造更多的有效的機制，支持創(chuàng)新和產業(yè)升級，包括金融改革與創(chuàng)新。金融改革最后要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在不同部門不同企業(yè)之間，達到資源配置的效率。第二個要創(chuàng)造很多新的融資形式，滿足創(chuàng)新和升級的需要。我們常說中小企業(yè)融資難、融資貴，其根源就在于金融系統(tǒng)里的雙軌制。
未來中國經濟會怎么樣？我的看法是謹慎樂觀。樂觀來自幾個方面，第一，中國經濟發(fā)展到今天，我對它的樂觀更多的是對市場的信心。現在中國經濟有很多困難，但凡市場能夠發(fā)揮作用的地方，經濟都還可以。即便江浙這一帶，現在困難很大，但企業(yè)家們都在艱難地努力，他們能夠走過來的可能性很大。深圳和上海都邁過了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行列。市場的前景非常大，只要政府不強制性地限制市場的作用，沿海地區(qū)的經濟會繼續(xù)往前走，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在短期內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過去金融部門、國企部門積累了很多風險，這也考驗政府能不能在碰到較大困難時做出有決斷性的處置和回應。
有風險當然值得擔憂，我們希望盡可能地避免任何災難性的事件，這就要求政府在風險與穩(wěn)定之間取得一個好的平衡。比如去杠桿，不去杠桿，風險總有一天會爆發(fā)，但如果現在強制性地去杠桿，也許風險就提前爆發(fā)了。但我想說的是，即便發(fā)生一次小概率的金融不穩(wěn)定事件，也不會是世界末日，韓國就是發(fā)生了金融危機以后走出來的。很多國家恰恰是在經歷了危機之后，才加快了改革進程。因此，我們要嚴密防范危機，但對一旦發(fā)生金融不穩(wěn)定事件，也需要有預案，這一點，對國家很重要，對企業(yè)很重要，對個人同樣很重要。
最后，中國經濟改革就是兩個雙軌制，一個是國有企也和民營企業(yè)的雙軌制，一個是產品和要素市場的雙軌制，這兩個雙軌制導致了增長速度越來越快，結構失衡越來越嚴重。2011年我們在之前的研究中曾經提出，中國經濟將面臨下一次轉型，從過去的經濟奇跡走向常規(guī)發(fā)展，今日用時髦的說法則叫“新常態(tài)”。在我們當時的設想中，所謂的常規(guī)發(fā)展，就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會越來越接近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增長模式。
那么，什么圖景符合關于十年后的中國經濟猜想？十年前的中國，紡織女工在織機前成排勞作、鋼鐵工人勤作冶煉、大型購物中心鱗次櫛比。十年后的中國經濟，我的展望是是工廠里智能機械代替人工、電子商務和物流高度發(fā)達，當然以及可能會面臨當前日本社會所經歷的人口老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