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2日美國奧蘭多的槍擊案目前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槍擊案，案件造成至少50人死亡。美國總統奧巴馬將該槍擊事件描述為“恐怖行為”和“仇恨行為”。有外媒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已經宣布對此事件負責，但美國政府最新調查并不支持IS介入了此次槍擊案。無論是這次槍擊案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與伊斯蘭激進主義直接有關，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恐怖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國內社會，恐怖主義本土化、社區化，不僅威脅到美國國內社會安全，而且對整個世界也敲響了警鐘。我們在強烈譴責這起恐怖襲擊事件的同時，理應對槍擊案背后美國政治體制的深刻反思。

一、社會安全VS國家安全

奧蘭多槍擊案再次暴露了美國社會的不安全感。社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也是今天衡量國家安全的主要指標，可以說沒有社會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但有了國家安全并不一定帶來社會安全的提升。冷戰后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對其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力量并不多見，美國的國家安全在其強大的國力和聯盟力量支持下是有保證的，但非國家力量，如恐怖主義組織，對美國社會的威脅自911后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如何在社會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尋求平衡，關系到美國的大戰略選擇。奧巴馬上臺后一改小布什時期的反恐戰略，對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崛起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潛在甚至現實威脅，為此出臺了包括重返亞太、推動北約東擴、支持烏克蘭遏制俄羅斯等重大戰略，這又不可避免導致了影響美國社會安全問題的極端主義再次凸顯。

二、敵人在國外VS國內

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個很大特色是發現和界定誰是美國的敵人？即使沒有或者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的精英層也得臆造這樣的敵人，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服務。冷戰時期主要是前蘇聯，后冷戰時期美國一度認為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911后美國把基地組織等恐怖主義勢力視為美國的主要敵人，美國為此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極具爭議的戰爭，這兩場戰爭造成了美國國力的巨大透支。2008年奧巴馬上臺后，在調整新的反恐戰略的基礎上，逐步把中國崛起視為美國的首要威脅，重返亞太戰略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此次槍擊案的發生，引起美國精英層社會對美國面臨敵人的再次憂慮和反思。如果說發動911的基地組織還是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組織形態的話，那么今天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已經碎片化、全球化、本土化了，今天在美國、歐洲制造恐怖襲擊的人已經不是當年通過各種途徑偷渡到美國的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恐怖分子，而是就在西方內部，甚至不是穆斯林，其思想可能受到激進主義的影響，但與域外的激進勢力和恐怖主義完全有可能沒有任何組織聯系。這就導致美國陷入敵人在哪里？誰是美國的敵人的困境。

三、自由vs管制

奧蘭多槍擊案的發生再次證明，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和政治體制在反恐問題上遭遇到兩難困境。自由主義價值觀是美國立國基礎，它強調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個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在個人與社會關系上，強調個人優先，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強調社會的核心地位。因此美國社會對任何旨在為了反恐而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都抱有強烈的抵觸心理和反對，反對任何臨時管制措施。例如對移民的管制，美國是個移民大國，如果美國限制或者控制移民，不僅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且對美國的價值觀和國際形象也造成負面影響。但在恐怖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國內社會的背景下，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無疑對美國的政府發現和打擊恐怖主義構成了嚴峻挑戰。

四、持槍合法vs禁槍有理

奧蘭多槍擊案再次對美國公民合法持槍提出質疑。近年來隨著美國槍擊案的頻繁發生，傷亡人數越來越多，美國國內關于持槍合法性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今年恰逢美國的大選之年，奧蘭多槍擊案引發共和與民主兩黨候選人爭議的熱點。每個人維護自己安全的手段--持槍--導致了自我和整個社會的不安全感。事實上，美國持槍合法是有法理依據。美國在憲法第二修正案中把“持槍權”視為“天賦權利的自衛權”，而不是可被國家賦予或剝奪“享有權”。這個法律精神，在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芝加哥禁槍案”和2008年“哥倫比亞特區訴赫勒案”的判決是一致的，最高法院捍衛了“持槍有理，禁槍非法”憲法精神。同時，以全國步槍協會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利用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和游說能力，對任何旨在控槍的議案予以擱置或者反對，在政黨政治的作用下，任何關于控槍議題討論都被放大、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敏感話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