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國際金融海嘯與中東北非裂變兩大危機的“后遺癥”與“選舉年”因素疊加，世界及地區秩序主導權的博弈將更趨激烈。
其一，世界經濟多“愁”善“感”，國際經貿規則博弈加劇。金融危機爆發八年之后，世界經濟復蘇仍動力不足，IMF預測年增長3.6%。2015年末，美聯儲正式開啟加息進程，預計2016年將循序漸進、逐步加息，以免美國經濟復蘇因加息過猛過快而“熄火”。由于全球需求持續不振，國際大宗商品行情看跌，油價維持在超低位，加之隨著美聯儲加息導致新興經濟體資金加速外逃，依賴資源能源出口的新興市場國家將受到更大沖擊，其金融與債務風險累積，一些拉美國家面臨社會和政治風險。
與此同時國際經貿規則博弈加劇。美國熱衷搞“小圈子”，包括對新興經濟體利誘分化，一面加快落實TPP，一面加緊推進TTIP等談判，企圖以新規則體系排擠孤立新興大國，竭力圍堵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
其二，大國關系的演變需高度關注。表現在一是西方大國加緊“抱團”。美歐將進一步強化北約，以共同應對俄羅斯“擴張”、中東亂局與國際恐怖主義帶來的挑戰，在此過程中美歐的分歧亦現；美日同盟加固，美對日倚重與日替美“分憂”同步加強，針對中國崛起相互利用的一面增加；日本欲藉主辦七國集團峰會將自己打扮成原子彈乃至二戰的“受害國”，企圖混淆是非、自我漂白。
二是美俄矛盾的一面凸顯，競爭激烈。美俄圍繞烏克蘭問題的制裁與反制裁將繼續，彼此地緣角逐延伸至敘利亞等中東地區。此外，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與焦慮感增大，對華政策逞強使絆的一面更為突出。
其三，“選舉年”相關國家政局變動帶來變數。
周邊多國迎來換屆。蒙古國將舉行議會選舉，執政的民主黨與在野的人民黨勢均力敵；越南共產黨即將舉行十二大，越內政外交變化的不確定增加；緬甸將進入民主聯盟上臺執政新時代，新總統預計于3月就職，緬軍方與民盟進入博弈磨合期，緬甸走向尚待觀察。
美國總統大選牽動全球。民主與共和兩黨均難獲得絕對優勢，“巧婦”希拉里在民主黨內勝出的可能性大，而共和黨則混戰不已，“奇葩”特朗普能走多遠存疑。在兩黨惡斗加劇的情況下，競選雙方可能再度拿中國“說事兒”，乃至競相對華抹黑，中美關系輿論氛圍不容樂觀。在此背景下中美競合博弈將趨復雜激烈，競爭面會更突出，應做好風險管控預案。
其四，亞太、中東、東歐仍是三大熱點地緣板塊。
在中國周邊，外力作用將致使海洋爭端持續“發燒”。美國以“維護航行自由”為幌子，針對中國南沙島礁建設持續施壓，正策劃美日等在南海的聯合軍演、巡航等。菲律賓挾美自重，對中國倒打一耙開展所謂法律戰，其“南海仲裁案”可能在2016年6月作出裁決，中國的南海維權主張面臨挑戰。日本加緊推行“新安保法”與擴軍備戰。朝鮮半島不確定性仍大，特別要高度關注朝鮮進行核試驗的動向。阿富汗塔利班暴恐活動有加劇趨勢，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中東亂局步入第六年后，圍繞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各方復雜角力，地區秩序重建異常艱難。盡管政治解決敘危機進程已啟動，但沒有一方占據壓倒性優勢，新的一年中主要大國加大介入力度，“挺巴（沙爾）”、“倒巴（沙爾）”兩方陣線分明，也直接影響到打擊“伊斯蘭國”的效果。此外，也門戰亂將持續，巴以矛盾緊繃短時間內難以緩解。
烏克蘭問題正呈現長期化趨勢，由于北約與俄羅斯針鋒相對，烏東部戰火重燃不無可能。各方對落實“新明斯克協議”意愿不足，俄與西方的地緣矛盾難以解決。
其五，全球性挑戰有增無減，全球治理體制變革仍任重道遠。
由于“伊斯蘭國”等暴恐勢力在全球擴散流竄，國際反恐形勢持續嚴峻，西方大國固執雙重標準致使國際反恐合作成效不彰；網絡空間治理規則之爭將更趨激烈，中方近日提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受國際社會好評，但美國仍謀網絡霸權；美國將于2016年3月主辦新一輪核安全峰會，伊核協議達成后兼顧和平利用核能與維護核不擴散機制面臨新契機，但確保核材料與核設施安全的挑戰猶存；G20進入中國時間，中國將力爭為全球經濟發揮應有的領航作用，人民幣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后將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提升。此外，2016年聯合國秘書長面臨改選，新“掌門人”競爭激烈，女性人選呼聲較高，是否有第一位女性秘書長產生值得關注。
當前，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但改革的阻力不小，因為這事關規則制定權，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在此問題上，要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能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