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訪華，中日時隔四年舉行外長會談，并確認了改善中日關系這一大方向。但隨后訪泰的岸田又鼓動東盟聯(lián)合“應對”南海問題，不啻給話音剛落的“改善中日關系”澆了一盆冷水，令輿論感嘆“翻臉比翻書還快”。
這種一面談改善關系、一面繼續(xù)通過挑動中國與鄰國關系來刺激中國的做法的確令人困惑。讓人忍不住追問其真意何在，日本到底在尋求什么樣的中日關系。
實際上，岸田臨訪華前就中日關系做了一次長篇演講，提出要建立“符合新時代”的中日關系。盡管以大篇幅強調和平友好的“主旋律”看上去很美，但卻只字不提近幾年中日關系惡化的事實及背后的原因。相反，卻把中日間“要應對的課題和令人擔憂的事”定義為中國“在東海、南海單方面改變現(xiàn)狀”，并“勸說”中國“按規(guī)則行事”。
不難看出，日本在極力掩蓋中日間因日而起的問題和矛盾，設法將外界注意力轉移到其努力塑造的“中國在東海、南海單方面改變現(xiàn)狀”這一偽命題上來。這樣，一方面日本可以免于承擔使中日關系惡化的責任，同時把中日間今后要解決的課題預設為如何使中國“按規(guī)則行事”。可見，安倍政府的對華政策并沒有以岸田訪華為契機發(fā)生轉變，而是延續(xù)其一貫的“打牌”招數(shù)，把南海問題作為一張牌，以撬動中日關系朝于己有利的方向發(fā)展。這種不尋求通過真正解決問題從而根本上改善中日關系，而是制造新問題以轉移注意力、獲取對華外交優(yōu)勢的做法，必定會為中日關系帶來新的障礙。
當然，作為其外交“政績”，通過“增加高層交流頻次”來展現(xiàn)表面改善、確保中日經(jīng)貿(mào)往來帶來的利益仍是安倍政府的政策目標。因此，就形成了日本追求形式上改善中日關系，而實質上推行對華牽制的政策取向。
這一政策取向反映了當前日本國內精英決策層的對華認識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日本政策精英普遍認識到國際政治未來角逐的主要舞臺在亞太，其中中美博弈是關鍵。在對華認識上，盡管日本各界極力渲染中國實力、尤其是軍力增長，但決策層對未來中國的發(fā)展前景卻并不十分看好。例如國際問題專家北岡伸一認為，無論從國土、軍力、科技等“能力”方面看，還是從國際影響力看，未來20年美國的發(fā)展趨勢均優(yōu)于中國。日本國家安保局局長谷內正太郎曾表示，“中國不具備領導世界的條件，原因除了中國本身面臨的問題和不確定性外，最重要的是中國欠缺領導世界所需要的普適價值或理念，即中國所提供的國家模式對其他國家沒有吸引力，因此中國無法取代美國引領世界。”基于這樣的判斷，日本認為中美之間所謂的“權力轉移”并不會發(fā)生。按照日本保守勢力一貫遵循的站在強者一邊謀求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安倍政府選擇了通過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來與美共同主導未來亞太秩序，而不是尋求與中國等亞洲國家實現(xiàn)真正和解從而一起謀劃地區(qū)發(fā)展愿景。在中日領土爭端上，更是依仗美國的安全承諾而拒絕承認存在領土爭議，更不愿就此與中國進行對話和談判，這也是此輪中日關系冷淡的根源。在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中的對抗色彩更加濃厚，其在南海問題上的輿論造勢也好與美國的海上行動相互策應。
當然，日本的選擇并非完全出于主動，也有受國際環(huán)境所迫的被動一面。日本國內對于國家未來發(fā)展方向存在分歧，在2009年民主黨上臺執(zhí)政初期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時任首相鳩山由紀夫試圖通過強化與亞洲國家的合作，建立“東亞共同體”來緩解日本的安全環(huán)境，從而實現(xiàn)“對等”的日美關系。但這一嘗試在美國干預下遭到失敗，又因“天安艦”事件等國際安全環(huán)境的變化而使日本政府重新回到強化日美同盟軌道上。此后，日本國內主張加強與亞洲國家關系的人在政界和輿論界都日漸被邊緣化。而日本也在美國誘導和國內保守勢力雙重推動下，實行更保守的安全政策和對華政策，乃至解禁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修改日美《防衛(wèi)合作指針》，徹底成為美國在亞太的棋子。盡管日本把所謂“普通國家化”作為其主動追求的目標，但事實上駐日美軍基地的永久化才是日本無法“普通”的根源。
總之，日本決策者基于其對華認識所做出的政策選擇不僅事關日本自身的發(fā)展方向，也給地區(qū)的未來增加了不確定性，尤其使中日關系增加了新的障礙，而克服這一新障礙并不是增加高層交流這一形式上的關系改善所能實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