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4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了《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強調面向未來，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繪制精謹細膩的“工筆畫”，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沿著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

“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方案，是推進國際發展和加強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事實證明，“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共享發展成果提供了新機遇，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創造了新條件，為地區人民謀福祉帶來了新希望，成為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實踐。

“一帶一路”建設成果豐碩

自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理念轉化為行動，發展成實實在在的國際合作，增進了戰略互信，凝聚了國際共識，成果從無到有，由點及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是凝聚共同發展新共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積極相應和支持。截止2018年6月，中國已經與9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8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簽署范圍也擴大到非洲和拉美。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通過加強與相關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市場、產業、項目有效對接，與8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布了《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形成279項成果，已有92%完成或可轉化為常態化工作，24項正在有序推進，通過雙邊經貿聯委會、混委會等合作機制以及區域次區域合作平臺，加強與相關國家政策溝通和協調，把推進經濟全球化、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鮮明立場轉化為各國的實際行動。

二是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帶一路”互聯互通不斷加強，以六大國際經濟走廊為重點，推進完善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骨干網絡，共同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一批標志性項目有序實施，復合型的基礎設施網絡正在形成，極大地便利了各國商品、要素、人員流動。蒙內鐵路建成投入運營，中老鐵路、中泰鐵路、雅萬高鐵、匈塞鐵路建設積極推進。瓜達爾港停靠首艘集裝箱班輪，漢班托塔港交由招商局正式運營，阿聯酋哈利法港二期項目開工建設。中吉烏國際公路貨運正式運行。中俄原油管道復線工程投入運營，中緬原油管道正式投運，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正式投產。中歐班列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標志性品牌，截止到2018年6月底，累計開航8584列，開行質量明顯改善，回程數量大大提升。此外，共同建設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拓展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等領域合作，發展跨境電子商務，以數字化幫助相關國家提升經濟發展水平，數字（網上）絲綢之路建設有序推進，消除“數字鴻溝”。加強規則協調、標準互認，實現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為互聯互通提供機制保障。

三是促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從2013年到2017年，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元，在沿線國家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270億美元。中白工業園等境外合作園區成為中國企業到沿線國家投資的重要載體。中國與39個重點國家簽訂了產能合作文件，與東盟、巴基斯坦、新加坡、馬爾代夫、格魯吉亞等簽署雙邊自貿協議。與歐亞經濟聯盟正式簽署經貿合作協議，正在構建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中國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談判，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渠道地位，推動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取得積極成果，為“一帶一路”建設營造更加自由便利的環境。

四是加大了資金融通力度。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中國-中東歐合作基金等雙多邊金融合作機構，與17個國家核準《“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推動出臺《關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截止2018年6月，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各類商業銀行等多家中資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信用貸款、股權投資等金融支持，10多家中資銀行在沿線國家設立了67家一級機構，參與項目2700個，發放貸款超過2000億美元，累計授信4000億美元，與24個沿線國家簽訂1.4萬億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在7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

五是深化了民心溝通。推動與相關國家在科技、教育、文化、衛生、旅游等領域的合作，促進政黨、智庫、友城、社會組織等方面的交流。截止2018年6月，與50多個國家建立700多對友城關系。每年向相關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有的地方政府設立了絲路專項獎學金。“一帶一路”框架下的雙向旅游交流超過2500萬人次，制定和印發了《關于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發起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倡議。同數十個國家簽訂文化協定。“一帶一路”官方網站實現六種語言同步運行。

高質量發展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必由之路

展望未來，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要堅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高質量發展是與高速增長相對而言的，它不強調增長規模、發展速度和發展總量，而是強調發展效率、結構優化、可持續潛能等總體質量指標，它不再僅僅看重GDP等經濟總量，而是更看重核心競爭力和社會文化和生態效益等綜合表現。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強調走高質量發展之路，意味著將建設重點從擴大規模轉移到創新驅動、結構優化、治理提質和能力提升上來。

一是創新驅動。“一帶一路”建設更多集中于主客觀條件都比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滯后，治理體系不完善，各種社會矛盾和文化摩擦紛繁復雜。在這樣的地區推進“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面臨著眾多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難題，無論是市場驅動，還是政府驅動，都十分艱難，而且還面臨著來自發達地區更強大的競爭壓力。因此，創新驅動發展是推動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主導思路，越是落后的國家，越來越強調高科技和創新驅動。因為落后國家最大的優勢就是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低廉，且供給充足，只要將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重大科技創新、各國政府發展戰略的對接與多元化市場資本結合起來，就能夠降低高額研發投入的成本，實現落后地區發展的“彎道超車”。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泰國的羅勇工業區、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經濟特區等成功案例都表明，創新驅動發展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理念。

二是結構優化。“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效，關鍵取決于處于歐洲經濟圈和亞洲經濟圈中間的廣大內陸腹地國家，這些國家分布在歐亞非三大洲，在歷史上曾經遭受殖民體系的破壞，盡管這些國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不乏發展空間，但受制于內外諸多因素制約，長期無法擺脫落后的面貌。無論是美國主導的“華盛頓共識”和“輸出民主”路線，還是歐洲引領的“區域一體化”路線，還有世界銀行和國際組織的國際發展援助路線，都片面強調制度設計和規則升級，在一些地方非但沒有帶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改善，甚至還引發了無休止的戰亂和紛爭。事實上，腹地國家面臨的困境不僅有制度上的問題，更重要是結構性的問題，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形成的供需結構失衡、城鄉結構失衡、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結構失衡、進出口結構失衡等等。結構性問題只能用結構性改革才能解決，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應該突出協助解決腹地國家的結構性困擾，在發展戰略對接、資源整合、項目設計等方面，注重優勢互補，強調資源共享，扎實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優化，不斷釋放結構改革的動能，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

三是治理提質。“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社會各方參與的系統工程，不僅是一個發展問題，也是一個治理問題，包括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國際產能合作、跨國人文交流等多個領域和多個層面。如果僅僅關注發展領域，忽視治理體系的改善，“一帶一路”的發展潛力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歷史背景復雜、文化類型多樣，具體國情千差萬別，還有著復雜的歷史恩怨和社會紛爭。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同時，也要高度重視提升治理體系的質量，不斷規范治理的標準和程序，加強治理監管，提高治理透明度，嚴格按照法律和制度規則辦事，堅決杜絕腐敗、逃稅等違法和違規現象的發生。同時，還要重視通過鼓勵社會責任計劃、公私伙伴關系建設、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等渠道，吸納更多社會行為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真正將“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多方參與的“交響”，而非一家主導的“獨唱”。

四是能力提升。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能力提升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制約因素。無數經驗和教訓表明，無論多么英明的發展思路，多么科學的項目論證，如果相關行為體的行動能力跟不上，也是無濟于事。推動“一帶一路”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必須切實將注意力集中到提高人力資源素質上來。“一帶一路”需要一大批懂政策、知國情、善溝通、強經營的專業人才隊伍，包括一大批治國英才、商界領袖和專業人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質量發展要求培養一大批高素質人才，“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應該是廣育“一帶一路”需要的各類人才，要通過制定系統完善的人力資源培育計劃，健全人才培養體系，為其他國家培養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隊伍。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本屆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所言，“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守望相助，即使相隔萬水千山，也一定能夠走出一條互利共贏的康莊大道。”實現“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要下大力氣扎實推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旅游、智庫等多個領域的人文交流，增進彼此民心相通，逐步搭建起一座心靈相通、配合默契的理解之橋和信任之橋，不斷積累和活化社會資本，從而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責任編輯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