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記者 申罡）2019年12月17日，“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室副主任劉衛(wèi)東出席本次論壇并就相關議題撰寫論文，以下是他撰寫的論文。
智庫交流是中美兩國增進相互理解、改善民間關系、優(yōu)化政府決策、減少相互誤判的有效手段。自改革開放以來，兩國智庫交流向機制化、常態(tài)化、專業(yè)化的方向不斷發(fā)展，為提升各自國家學者的學術素養(yǎng)、豐富兩國相互認知的渠道、擴展學者間的朋友圈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為兩國關系的整體改善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由于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一直以來中美智庫交流的過程中都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隨著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型，兩國智庫交流遇到的阻礙越來越大。我們有必要對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梳理，這將為改善兩國智庫交流的效果提供一個有價值的參考。
首先，兩國智庫交流一直存在機制性不足的問題。從交流頻次上來說，中美智庫間交流不能不說較為頻繁，兩國每年都有大量智庫的學者相互訪問，但其中機制性的合作明顯不足，很多時候是依靠學者個人之間的關系來維系這種交流，機構之間缺乏穩(wěn)定的、周期性的、可持續(xù)的交流機制，一旦某位關鍵學者的崗位發(fā)生變動，可能導致整個機構的對外聯系都自然中斷，平時門庭若市的交流場所可能很快就變得冷冷清清。以本人所在的智庫為例，目前僅與美國位于俄亥俄的一家小型智庫存在固定聯系，基本上每年派遣一位學者去當地進行研究，還可能聯合組織一次會議，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活動了，更沒有與任何其他美國智庫或大學之間存在固定的交流機制。相對于個人零散的交流而言，機制性交流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無論從質量和數量、還是深度和廣度來說，機構間的機制性交流都是保證交流效果所必不可少的，但目前的發(fā)展顯然不夠理想。
其次，兩國智庫“深度”交流不足。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智庫數量，中國的智庫數量也在不斷增長，但兩國智庫之間的很多交流都浮于淺表，深度交流明顯不足。第一，智庫交流中的“扎堆”現象嚴重，一些著名智庫往往可以吸引大量對方智庫的關注，一些出訪的學者也以見到了對方某位著名專家學者為榮；相對而言，不那么知名或者與政府聯系不那么密切的智庫和學者受到的關注不多，這樣就很難全面客觀地了解對方整體的認知。第二，典型的智庫學者交流往往時間受限、議題分散，常規(guī)訪問一般是一個小時，以各方出席兩名人員的形式來衡量，一個小時內能觸及的問題少則兩三個多則五六個，不僅難以形成系統(tǒng)觀點，而且單靠臨場發(fā)揮信手拈來的交流方式也注定不會深入；如果是多人對多人的方式，問題更加分散，大部分人在有效時間內都處于“陪同”狀態(tài)，同時個人在集體場合更容易受到政治正確的心理暗示而變得謹慎保守，不利于充分展示自己的真實觀點。第三，智庫交流中實際上存在一些“禁忌”話題或表述，由于某種原因或出于某種考慮，輕易觸碰這些話題可能導致兩國學者從學術探討迅速轉向立場對抗，我們常說的“研究無禁區(qū)、宣傳有紀律”在涉及到外國學者、尤其是觸碰到敏感議題時，時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從“研究”轉向“宣傳”，這時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就不存在了。如果此類“禁忌話題”始終存在的話，對弄清各自思路及其起因、學會換位思考、徹底改善相互理解、進而為決策者提供改善兩國關系的有效政策建議，都無法發(fā)揮積極作用。第四，互派常駐學者的逐步減少也不利于深入交流，每個智庫都有自己的文化風格，這會影響到其政治傾向，而這是不可能通過一個小時的交流就能充分理解的。在對方智庫常駐半年或一年，有機會每天與其中各個層次的學者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活動，對于理解其智庫文化及知識精英的思維模式至關重要。但當前由于各種顧慮和條件的限制，很少有人能夠在對方的智庫內與其專業(yè)人員連續(xù)相處幾個月以上，而單從一面之交式交流中獲益的空間顯然非常有限。
再次，智庫合作研究比較罕見，很難取長補短。中美兩國智庫各有其優(yōu)勢，如果可以聯合申請某項課題或共同開展一項研究，相互取長補短，不僅能夠使相關研究更為客觀全面地反映雙方觀念，從而為兩國的決策者提供更為詳盡全面的信息和更貼近現實的政策建議；也能促進智庫機制性合作的強化，同時將更多地智庫成員吸納進來，產生更多的頭腦風暴。但在現實中的智庫合作研究比較罕見，雖然時而可以見到學者個人之間的合作研究成果得以發(fā)表，但中美智庫聯合進行某項研究明顯不多，近年來很難找到此類研究成果，如果有的話也多是共同舉辦的一次會議后編纂的論文集而已，從嚴格意義上說，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研究。不能說在強化智庫合作研究方面的慎重態(tài)度是錯的，但或許可以通過加強管理來趨利避害。如果能集中兩國智庫優(yōu)勢，就重大問題開展共同研究，受益的將是兩國自己。
第四，兩國智庫交流的成果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有限。從美國方面來說，很多智庫都存在價值傾向和政黨屬性，一旦白宮輪換了主人，就會有大量智庫被邊緣化，其學者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的渠道處于閉塞狀態(tài)，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很難再影響到決策圈的思維。從中國方面來看，智庫交流有時可以提供不同尋常但富有啟發(fā)性的成果，但由于處于智庫學者與高層決策者之間的管理部門對政治正確的極端重視，一些客觀反映對方認知但與己方主流觀念不同的聲音很難通過常規(guī)渠道傳遞上去，決策者也就無從知悉對方真實的想法。政策影響力不足是中美兩國智庫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加強交流理論上可以提升這種影響力，但實際上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添加了對方觀點的報告卻可能會因為更敏感而變得更難以進入決策圈。
特朗普執(zhí)政以來，中美智庫交流的難度進一步加大，美方不斷渲染的“脫鉤”論調，也明顯影響到兩國智庫交流的效果，不僅美方智庫來華交流人員的數量大幅減少，很多原本自由表述個人觀點的學者也讀起了稿子；而且中國智庫學者赴美交流也受到重重阻礙，甚至一些美國大學主動取消了與中國大學之間的合作關系，這是否也會擴散到智庫合作領域呢？在中美關系變得十分嚴峻的大背景下，這一變化雖然可以理解，但也確確實實讓人擔心。如果不太敏感的智庫交流都不再順暢的話，中美相互間的溝通理解還能有多大的改善空間呢？智庫交流是政府互動的重要補充，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其作用更為重要，一些政府官員之間無法表達的“非主流”信息，可以通過智庫學者之口來令對方知曉。一般來說，智庫要比政府本身更為客觀中立，更少政治化色彩，因而也能提出更容易為雙方共同接受的一些政策建議。因此希望中美兩國的智庫能夠務實求真，揚長避短，為兩國間相互理解的改善做出更大貢獻。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fā)布中心、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網、《智庫理論與實踐》雜志社聯合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5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網智庫中國對本次論壇進行了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