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記者李曉曼）2019年12月17日，“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丁剛出席本次論壇并就相關議題撰寫論文，以下是他撰寫的論文。
近年來，中國智庫走出去、引進來，積極參與一些全球性話題的討論，也圍繞著一系列中國話題組織了很多論壇、研討會等活動。中國智庫在講述中國故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中國與世界的對話，尤其是西方的對話來看，有一個問題愈加突出，那就是對中國的制度的認知。
近年來，中國的體制越來越多地成為西方和全球關注的重點。仔細分析那些與中國經濟、貿易、科技、軍事等等有關的話題，最終可能都會指向中國的體制。所有那些關于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的預估，最終也都會與中國的體制相關。而外方對中方產生的很多誤解歸根結底也在于對中國體制的誤解和誤判。
今年9月20，全球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參加了“周五為未來而戰”（FridaysforFuture）運動，他們走上街頭，要求本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采取更多行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這一運動是由一位名叫格蕾塔?桑伯格（GretaThunberg）的瑞典少女發起，先是以每周五罷課來抗議氣候變遷，得到了全球各地的一些社會團體的響應。在這次大規模的游行之后，一家德國媒體對中國發出了疑問：“為什么中國人無動于衷？中國人與世隔絕了嗎？”
這一問題深刻地反映了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中國人、中國政府不關心氣候問題嗎？恰恰相反，中國大概是近年來國家投入環保最多、推進環保力度最大的國家。根據致力于氣候研究的中國氣候變化交流中心2017年的調查，有94％的受訪者支持中國實施《巴黎協定》，有96.8％的受訪者支持中國政府參與國際氣候合作。2018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8%，超額完成了當年的目標，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2.6億噸。
當西方人遇到社會問題時，他們首先做的是組織游行活動，希望通過這些活動來促使整個社會和政府的重視，以便能推動問題解決。但是，能否解決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的關鍵仍然在于其政府能有多大的投入以及執行的力度。目前西方社會面臨的很多問題，包括氣候問題在內，都由于在政治層面的僵局而無法推進。
顯然，在這方面中國走的是一條不同的路。中國政府近年來對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投入、監管的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從最近各大城市開始實施的垃圾分類看到，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全力推行一整套的貫穿于今后發展進程中的世紀型的環保工程。實質上，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的迅速提升折射出的是中國制度的作用與效率。
當中國走向世界，世界開始更多關注中國時，很多對中國的不理解其實最終都是由于采用西方的標準來套中國的制度而造成的。翻開西方的政治學、歷史學課本，對中國體制的表述仍然是陳舊的、老套的。看看今日西方媒體的那些報道，感覺似乎并沒有走出冷戰。
按照西方的理論排序，中國的體制理所應當地是排在西方的民主制之后，是落后于民主制，而且也一定要進化到類似于西方的民主制的。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曾經說過：“工業連同民主以及后來產生的美國，都體現了生存權、自由權和對幸福的追求……這是在誤導，首先，因為它把歷史變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變成了一場由各個西方競跑者向下一個接替者傳遞自由火炬的接力賽。歷史就這樣被改成了一個關于美德傳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戰勝落后族群（也就是東方）的傳說。”
其實，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國家治理體制早在西方的體制形成之前就有了，而且關鍵還在于，它還是按照自己的歷史邏輯和發展實踐而向前演進的。美國的政治學家福山認為，就現代國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的秦朝，因而，中國在國家能力、國家制度的發展上要遠比西歐源遠流長。
過去五百年來，隨著西方的擴張，西方的政治學成為了普世的理論，這不僅使得西方自身在看中國時，沿用了這套理論和觀念，也極大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展經驗的認識。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向國外介紹中國的體制的重要性。最近，兩名印度學者AshokGulati和SakshiGupta在印度快報（10.28）上發表了題為《印度可向中國學習三條經驗》的文章，提出印度應當重視中國的三條經驗，以提升農業生產水平。
這三條經驗分別是，一、重視在農業技術和創新系統（AKIS）上的投入，其中包括農業研發和推廣。二、重視對可持續發展的項目支持。三、注重提升農民的直接收入。這三條經驗的確抓住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足可見印度學者對中國農業是很有研究的。如果印度能夠結合其本國的農業實踐來借鑒這三條經驗，一定會有利于推動其農業發展。
但是，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這三條具體的經驗是在什么樣的一個體制背景下產生的。如果沒有相應的體制的改革，三條經驗是很難在印度全面推廣的。
現在討論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在西方是一個時髦，一些印度學者也有趨同于西方的認識，即認為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由民眾選舉的。這種觀點誤解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它關注的是政治制度的形式，而不是其功能和作用，以及這些功能是怎樣形成的，從而忽略了中國發展經驗中的制度因素。
中國一直是歷史上的農業大國。政府的合法性與農業發展密切相關，這主要是通過在水利建設中的領導來實現的。那么這個體制在現代農業的發展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實也就找到了為什么會有那三條經驗的原因。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水利、公路等基礎建設。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的70年，中國在水利方面的投入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截止2018年底，建成的農村供水工程就有1100多萬處，惠及9.4億農村人口，農村集中供水率達到86%。
這些成就靠任何一家或幾家私營企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沒有這樣大規模、有組織的國家投入，中國的農業是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的。由此我們看到了中國發展與中國現有體制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各方在借鑒中國經驗時需要重視的。那些具體的經驗的確體現了中國人在學習中進步，在進步中學習的精神，以及善于在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的過程中尋找解題之路的方式。但這些經驗如果離開了中國的體制，可能就不一定能夠成為經驗了。
我和一些印度朋友講，如果印度打算借鑒中國的經驗，那么就需要首先從國家的政治體制，特別是農業治理體制，作出必要的改革和調整。
在中國還沒有走向世界，相對比較封閉的時候，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體制的了解還基本上是“遠觀”。但是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了，而且是通過改革開放釋放出了制度的活力，做到了發達國家做到的，也做到了一些發達國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這個體制的影響力因此就輻射到了全球，與西方的觀念發生了激烈的碰撞。我們無法回避，而且我們的智庫也責無旁貸地要向世界講解這個問題。
當下中國的智庫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怎樣才能更全面、更完整地向國外介紹中國的體制，講好這個體制演進的故事，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發展的體制作用。這是提升和改善中國話語權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重新構建關于中國的政治體制的知識體系，需要中國與國外的學者共同努力。這個工作可能是艱難的，長期的，但是在中國目前對外開放的大環境下，要比以往更加容易。我們的智庫應當在這方面加大研究、交流與介紹的力度，只有在與西方更積極主動的互動中，才能進一步完善我們對自身體制的認識，并最終形成更為完整的中國政治學的理論體系。否則，我們就只能一直在西方的理論套路和話語體系中兜圈子了。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網、《智庫理論與實踐》雜志社聯合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5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網智庫中國對本次論壇進行了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