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yè)革命后健康疾病模式變化原因

上文（《盧鋒：農業(yè)革命開啟人類新疾病模式》）介紹顯示，過去幾十年以古病理學突破性進步為代表的生物考古學等相關學科研究深入，深刻改變了學界有關新石器農業(yè)轉型對人類健康疾病影響的理解，對于在當代科學認識高度重構人類疾病史具有重要意義。正是農業(yè)革命后形成的人類疾病模式在文明和城市出現與演化環(huán)境下進一步發(fā)展，到更為晚近歷史時期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侵入新大陸帶來疾病大交換，奠定了近現代人類疾病全球化環(huán)境的歷史前提。那么什么原因導致農業(yè)革命后出現人類健康疾病模式？對此相關文獻也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啟發(fā)性的看法，主要觀點大體可歸結為以下五點。

一是與動物更加密切的日常性接觸導致人獸共患病原體與傳染源增加。在采集漁獵時代，獵殺和屠宰野生動物也會通過血液和體液接觸造成病菌侵入人體致病機會。然而農業(yè)時代牲畜家禽飼養(yǎng)要求人類與動物更加日常性近距離相處，使得來自動物的人獸共患病原體向人類宿主“躍遷”并導致感染機會顯著增加。流行病史研究人員將這種因生產-生活方式轉型帶來的機會增加的小概率事件，稱作綜合因素結合創(chuàng)造了人獸共患疾病從動物轉向人類宿主的“完美風暴”。

就文明社會人類熟知并深受其害的諸多傳染病來說，追根溯源大都以人獸共患病作為其演化起點。天花、結核病等傳染病來源都可追溯到馴養(yǎng)反芻動物源頭。如天花最早可能來自于牛的牛痘病毒，其一種毒株變種很早就被人類接種以預防更具毒性和致命的天花感染。麻疹病毒可能源于牛瘟病毒，而流感源頭大都與來自水禽如鴨鵝腸胃消化系統(tǒng)的禽流感有關。農業(yè)要求人類和動物更為近距離密切相處，創(chuàng)造了病原體傳送的重復性機會（Baratt and Armorlagos，2013）。《瘟疫和人》作者麥克尼爾認為：“在多數情況下，文明社會所特有的傳染病原本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他援引的數據顯示，人類與七種飼養(yǎng)（家禽、馬、豬、羊、牛、狗）或同室棲息（老鼠）動物相關聯的人獸共患病共有幾百種。

二是人口居住方式改變以及集聚程度上升為傳染病擴散傳播提供便利條件。在采集狩獵時代，人類通常以幾十人為單位從事經濟活動，人均采集食物面積一般在20-30平方公里[1]，由于人口比較分散并且常態(tài)化移動遷徙，使得傳染病難以流行。馴化農業(yè)使得人口增長、人口密度增加10-20倍成為可能。與新石器農業(yè)轉型相聯系，人類普遍采取永久性定居方式，特定空間面積人口食物承載能力上升與集中居住人口數量大幅度增加。特別是進入文明時代后出現城市集聚現象，城市人口規(guī)模提升到古典時代和中世紀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上述歷史演變使得傳染病擴散傳播成為現實可能。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數以百計而不是十多個人在一地共同生活對其健康狀態(tài)產生深刻變化。人口集聚起初更易受到本地病原體傷害：永久性定居吸引嚙齒動物、昆蟲以及由這些介體帶來的傳染病，大量腸道寄生蟲通過被污染的供水實現宿主之間擴散。支持更大共同體能力需提供足夠食物、水、衛(wèi)生設施和住房的能力，然而也同時增加了傳染病擴散壓力。例如灌溉系統(tǒng)發(fā)展在增加食物供應同時，也在特定氣候條件氣下為某些傳染病介質如血吸蟲的釘螺、瘧疾的蚊子繁殖生長提供了有利條件。從6000年前開始城市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助推人與人接觸的新的疾病環(huán)境，后來人口城市化以及向新的生態(tài)區(qū)擴張成為傳染病演化最重要驅動力之一[2]。例如流行病學家認為，據估計需要20萬人口規(guī)模才能支持麻疹疫情暴發(fā)。

三是食物種類減少對營養(yǎng)條件以及健康疾病的不利影響。對現代采集漁獵部落人類學觀察顯示，其食物組合包含富含蛋白質及其它較為平衡營養(yǎng)成分的野生動植物（Diamond, 1987）。由于獲取食物方式具有類似性，遠古時代的采集漁獵者也應享有較為廣譜性食物。新石器農業(yè)轉型后種植生產結構決定食物消費結構，以耕作為主農民逐步轉向從一種或幾種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作物中獲取給養(yǎng)。世界各地農業(yè)時代人口大都以小麥、稻米和玉米作為主食來源，這三種基本谷物在為人體生命提供必須能量方面做出了極為重要貢獻，然而其所含對生命很重要的維生素、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往往偏低。日常食物過度依賴單一或少量谷物意味著長期營養(yǎng)不良，營養(yǎng)結構不平衡不僅會直接導致某些疾病，并且使身體抵御傳染病能力下降。

上文介紹對人類骨骼牙齒的古病理學研究豐富證據顯示，營養(yǎng)水平下降不僅導致新石器時代耕作者平均身高顯著下降，還帶來諸如貧血病和骨質疏松等體質消極變化。如迪克森山崗古人遺存顯示，農業(yè)轉型后當地人越來越依賴單一主食玉米提供卡路里。生物考古學家還發(fā)現古代花粉和孢子樣本提供農業(yè)降低營養(yǎng)多樣性證據，從這個角度研究南亞地區(qū)發(fā)現集約農業(yè)特點有助于食物供給季節(jié)穩(wěn)定性增加，然而同時伴隨可食用植物資源總量減少。在地中海地區(qū)農業(yè)集約化也伴隨單一種植，并導致土壤過度利用弊端。生物考古學家認為，這些作物數據為生存實踐與傳染性易感性之間因果鏈條提供了重要的遺漏環(huán)節(jié)（Barret and Armelagos, 2013）。

四是加劇農民勞動強度并使間歇性饑荒風險上升。農業(yè)革命使得人類第一次獲得食物供給控制能力，正常年景下可能提供約15%-20%剩余（Fogel，2004），為長期社會分工與效率提高以及城市產生奠定了基礎。然而由此帶來兩點新問題。栽培耕作者勞動強度顯著增加，導致各種身體損傷加劇與慢性病增加。《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以小麥種植為例說明農民為何更加辛苦，包括需“把田地里的石頭撿干凈搬出去，搞得腰酸背痛”，要“男男女女在烈日下整天除草”，還要“驅蟲防病”和澆水施肥等，“人類的脊椎、膝蓋、脖子和腳底就得付出代價”。他認為椎間盤突出、關節(jié)炎和疝氣等疾病增加與此有關（80-81頁）。”

另外在較大空間范圍高度依賴少數糧食作物作為主食，意味著一旦遭遇自然災害或重大變故，可能會由于歉收造成嚴重食物短缺甚至饑荒。在人類學家看來，采集者借助幾十種不同食物維生，某物種數量減少時可對其他物種多采多獵一些以補足基本食物量，就算沒有存糧也至于因荒年餓死。因而對布須曼人這樣當代采集狩獵部族人群而言，“象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土豆饑荒中成于上萬的愛爾蘭農民及其家屬那樣死于饑餓是不可思議的（Diamond, 1987）。”赫拉利認為，“農業(yè)社會絕大多數飲食靠的還是寥寥無幾的少數幾種農業(yè)作物，很多地區(qū)甚至只有一種主食，如小麥、馬鈴薯或稻米。所以，如果缺水、來了蝗災又或爆發(fā)真菌感染，貧農死亡人數甚至有可能達到百萬（《人類簡史》81頁）”。

五是農業(yè)革命后社會階級階層分化會加劇普通勞動群體的健康疾病負擔。采集狩獵社會雖有性別和年齡意義上自然分工，然而不存在后來的統(tǒng)治者、精英和普通勞動人群的階級階層分工。農業(yè)技術進步提升生產力，經濟剩余催生生產資料產權界定與私有關系，農業(yè)革命的深遠影響在于，“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現了統(tǒng)治者和精英階級，不僅靠農業(yè)辛苦種出的糧食維生，還幾乎全征收搶光，只留給農民勉強可過活的數量（“人類簡史”100頁）。”麥克尼爾創(chuàng)造了社會“巨寄生”概念以考察上述分化影響，“巨寄生”與“微寄生”概念并列構成《瘟疫與人》中分析人類疾病歷史的基本視角。

從雙重“寄生”概念語境看，有關農業(yè)革命開啟了新疾病模式原因分析，揭示了進入農業(yè)社會后人類與自然界“微寄生”關系發(fā)生歷史性變化；社會分化與“巨寄生”發(fā)展的事實則提示，人類健康所面臨新壓力注定會不平衡地更多成為普通勞動階層需更多承受的負擔。古病理學也提供了這方面經驗證據。例如，“在希臘邁錫尼文明墓葬中發(fā)現的公元前1500年的骨架揭示，王室成員比平民享有更好的食物，他們的骨架要高出2—3英寸，牙齒狀況也更好（平均來說齲齒或缺齒只占平民的1/6)。在公元1000年智利的木乃伊中，貴族是一目了然的．不僅因為他們隨身帶著裝飾品與金發(fā)夾，同時也由于疾病造成的骨體損傷要比常人低4倍（Diamond, 1987）”。

Barrett and Armelagos（2013）分析了農業(yè)轉型派生的社會組織變化影響人群健康變化的階層分布特點。古人埋葬方式提示社會和經濟差異性：安葬在面積更大和更考究墳墓并陪葬更貴重物品的個體，要比那些沒有陪葬品與墳墓面積較小的代表更高社會地位。骨骼分析證據表明：“這些社會經濟地位指標與較好營養(yǎng)和身體成長正相關，與罹患傳染病征兆指標負相關。”在這兩位研究人員看來，這個古老的故事今天仍在繼續(xù)講述：“擁有更多資源人群比資源較少者較為健康，社會資源分配差別較大社會健康差別也較大”。要緊的是，這些差別并非與人類與生俱來，而是農業(yè)革命后較為晚近的結果。“與營養(yǎng)質量降低、人口密度增加、接近非人類動物等因素相結合，這些社會變化導致人類物種面臨的急性傳染病第一次重大擴張”。

全面理解農業(yè)革命推動疾病模式變化還需留意幾點。首先，相關古病理學研究結果并非整齊劃一，而是存在少數反向證據。如上世紀80年代初普拉茲堡會議提交論文顯示，雖然傳染病在絕大部分農業(yè)轉型地區(qū)都有發(fā)生，但是也有少數報告發(fā)現從采集經濟轉型到農業(yè)生產方式后疾病感染下降（Cohen and Amgelagos 1984）。我國有關研究也顯示，古人骨骼發(fā)現的篩狀眶和多孔骨肥厚現象的產生原因比較復雜，各個地區(qū)人群狀況不能一概而論（張君，2009）。其次，即便舊石器時代人類營養(yǎng)比較健全與身體相對健康，我們顯然不應違背常識將其生活與福利狀態(tài)過于理想化。把遠古情形想象成對當代人口獲得更好健康的“舊石器時代處方（a 'Palielithic prescription'）”（Armelagos，2010）顯然是可笑的，畢竟當時人類仍處于尚未完全脫離動物界的“蒙昧時代”。

最后，在整體評論農業(yè)革命意義和地位問題上，尤需秉持理性立場避免以偏概全。值得關注的是，基于當代生物考古學有關農業(yè)轉型后出現人類疾病新形態(tài)等方面研究成果，國外歷史學界出現明顯過度質疑否定農業(yè)革命意義的觀點。如《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戴蒙德1987年在美國《發(fā)現（Discover）》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批評農業(yè)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失誤”。2012年出版的《人類簡史》這本風格新銳的暢銷書中，更是反復強調農業(yè)革命是一場“最大的騙局”。這些尖銳觀點對普及農業(yè)革命與人類健康疾病關系新研究成果具有積極意義，對強調歷史認知需避免簡單線性思維也有合理因素，然而全面否定農業(yè)革命顯然過于偏激有失偏頗。歷史發(fā)展具有曲折性，進步與退步可能相互交織，然而應肯定人類長期終究能通過科技進步提升生產活動效率與應對疾病能力，通過在重復博弈中總結經驗并調試改進制度，由此實現人類演化意義上螺旋式上升與發(fā)展。

[1] Population densities ofhunter-gatherers are rarely over one person per ten square miles, while farmersaverage 100 times that（Diamond，1987) .

[2]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health and disease  George J. Armelagos,Peter J. Brown, Bethany Turner；Social Science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