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樓春豪

近段時間以來，印度與多個鄰國的關系出現緊張。從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實際控制線附近的間歇性交火，到與尼泊爾驟然升級的領土爭端，及至5月初以來與中國在邊境地區的對峙，印度可謂多面出擊。這種態勢并非偶然，而是近年來印度對外戰略中日益明顯的冒進乃至冒險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

這種冒進主義既有印度自獨立以來尋求獨霸南亞的戰略目標的深層原因，更有近年來其高歌猛進的民族主義情緒、利用中美博弈從中漁利的戰略投機、屢次對巴戰術冒險積累的自信心等因素的刺激。印度外長蘇杰生去年在演講中曾坦言，“承擔風險是外交的內在組成”，印度外交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穩妥的中間道路”，但“隨著在國際階梯中地位的上升，印度需要做出重大決定，無論常規領域還是核領域、政治領域抑或經濟領域。并非所有風險都是急劇的，許多風險只需要自信地算計、堅定地常態化管理（就能控制），但其累計的效果是國際地位的實質性提高”。

不過，如果缺乏足夠的智慧和藝術去“算計和管理風險”，盲目的戰略冒進、戰術冒險只會引爆風險，讓印度付出沉重代價。在推行戰略冒進政策之前，印度政府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戰略冒進是否符合印度的國家發展目標？印度是否有足夠資源去推行戰略冒進政策？又是否做好承擔風險失控的代價？如果將時間維度拉長至印度獨立后的歷史，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戰略冒進不利于印度國家發展目標。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梅農前不久就印度外交戰略撰文稱，印度外交政策必須服務于國家發展目標，即“建設強大、繁榮、現代的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印度需要穩定、和平的周邊環境，需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但從其獨立后的外交史來看，印度的國家發展進程屢屢因周邊生亂生戰而受到沖擊。

周邊生戰生亂有其復雜的歷史成因（如印巴分治），但印度的戰略冒進也起著極其消極的作用。最明顯的就是尼赫魯政府在中印邊境推行的“前進政策”，其冒險主義遭到中方迎頭痛擊。此外，被稱為印度版“門羅主義”的英迪拉主義，使印度過度且強勢地介入南亞鄰國內部事務，如第三次印巴戰爭、介入斯里蘭卡內戰等，耗費了大量本可用于國內發展的資源，也使同時期的印度經濟發展步履維艱。

與之鮮明對比的是，冷戰結束后印度經濟改革的順利推進，同印度政府推行與鄰國交好的“古吉拉爾主義”密切相關。2014年上臺的莫迪政府強調“鄰國優先”，卻未能打破印巴矛盾魔咒，甚至跨過實控線對巴基斯坦一側發動“外科手術式”軍事打擊，導致印巴矛盾急劇惡化，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也拖累著印度國家發展。

戰略冒進將導致印度的戰略透支。對外戰略需要與國家綜合國力和可匹配資源相適應。獨立初期，尼赫魯政府高舉反帝反殖大旗、倡導不結盟政策，成為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力量。但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戰敗后，印度的國際威望一落千丈，沒有硬實力支撐卻執意追求世界領導力量，最終被證明難以為繼甚至徒勞。

1991年經濟改革之后，印度綜合國力穩步增強，“世界辦公室”“金磚貴族”等贊譽紛至沓來，背后依靠的，是印度將更多精力聚焦于經濟發展。特別是將邊境爭端與中印關系脫鉤、維系對華關系的總體穩定，為印度國家發展提供了有利外部環境。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強調從國際事務的“平衡性力量”轉型為“領導性力量”，美國、歐盟、俄羅斯、日本等主要力量競相拉攏。一時風光無限，但也導致了印度對自身實力的誤判。印度經濟自2017年下半年以來已進入減速通道，2020年3月以來疫情持續蔓延更是沖擊印度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拖累莫迪政府的“印度夢”工程。在此情況下，印度國內或許有人認為通過對外示強可以轉嫁國內矛盾、凝聚民族主義情緒，但歷史已經證明，脫離經濟發展的空洞的民族主義，最終將陷入國力枯竭、戰略透支的窘境。

戰略冒進將使印度付出沉重代價。國家抵御風險的能力，也是檢驗對外政策妥當與否的重要因素。每當中印邊境形勢趨緊時，印度國內就有人嚷嚷著“印度已經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從國家實力上看，印度肯定不是1962年的印度，但難道中國是1962年的中國嗎？從1962年到2020年，中印之間的國力差距是在擴大還是縮小，不言自明。

其實，我們真的希望看到一個在戰略思維和戰略決斷能力上與1962年不同的印度。印度對華戰略誤判是導致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的重要原因，當時的印度軍政領導人認為，“中國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已越來越緊張，國內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局面，這些因素使中國不能對印度采取任何軍事行動”?，F在，如果印度認為可以在中美博弈中漁利、可以利用中國外部壓力增大之際對華冒險挑釁，無疑又是誤判了形勢，這與1962年的印度又有何差異？如果執意對華冒險挑釁，結局與1962年又將有何差異？

最后想說的是，中印關系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中印關系的穩定符合雙方共同利益。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兩國有一萬個理由把雙邊關系搞好。智者知止，真心期望印度能疏導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克服對外戰略冒險。倘若印度繼續在戰略冒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其賭上的不僅僅是中印關系，或許還有自身的長遠發展。

（本文原載于2020年7月6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