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亞男  

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來勢洶洶。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各國政府同仇敵愾、并肩作戰，并號召在全球范圍內停止一切敵對行動，為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創造暢通無阻的環境。其中特別關注了也門。3月下旬，聯合國呼吁也門盡快實現“人道主義停火”，集中力量對抗新冠病毒疫情，并希望能將此作為結束也門沖突、實現和平的契機。但是,4月26日也門南方過渡委員會宣布自治，與受國際社會承認的哈迪政府公開決裂，標志著也門內戰出現新戰線。國際社會的期望落空，也門局勢在疫情沖擊之下加速惡化。

出現“內戰中的內戰”

也門內戰爆發初期，以哈迪為首的中央政府受胡塞武裝逼迫退守南方，與當地分離主義勢力結盟，得到沙特和阿聯酋兩國支持。戰局陷入長期僵持后，南方分離主義勢力逐漸認識到哈迪政府的軟弱無能，對其喪失信心，并欲借機實現自治。雙方矛盾分歧逐漸顯露。2017年，分離勢力領袖祖貝迪聯合南部部落、地方軍政領導等組建“南方過渡委員會”。2018年初，該委員會與哈迪政府在臨時首都亞丁發生沖突，隨后在沙特、阿聯酋的斡旋下達成和解。2019年8月，該委員會又占領亞丁，奪取軍營、驅逐政府要員，再次遭沙特、阿聯酋聯手施壓，被迫與哈迪政府簽訂《利雅得協議》，約定權力共享。但和也門此前多數協議一樣，這些權力分配條款遲遲不能落實。南方過渡委員會希望破滅，早有重新訴諸武力之意，只是苦于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疫情為其提供了恰當的時機。

4月10日，也門南部報告首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引發民眾恐慌。隨后，亞丁地區又爆發洪災，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公共基礎設施嚴重受損，進一步激化了民眾對政府的失望和不滿。南方過渡委員會帶頭指責政府“抗疫不力”、腐敗無能、管理不善，遂打著“自救”的旗號宣布自治。這一事件不僅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直接促成的第一場“政變”，而且標志著也門南方分離主義勢力與哈迪政府的和談努力徹底失敗、反胡塞陣營分崩離析，也門內戰從兩個陣營的對抗演化為多方勢力的競爭和沖突。

目前也門存在三個并行的權力中心。一是名義上享有合法性的哈迪政府，但其自內戰開始便流亡在外，在也門的實際控制區不斷縮水；二是被稱為叛軍的胡塞武裝，成立民族救國政府，占據著首都薩那和西北部人口稠密區，實力持續壯大；三是南方過渡委員會，占領臨時首都亞丁及東南沿海部分省份，成立自治機構，謀劃推動獨立公投。

三方互不相讓，混戰一團，不僅不利于協調行動抗擊疫情，反而均把疫情視為壓制對手、擴張影響力的良機。如前所述，南方過渡委員會借抗疫需求增加自治合法性。哈迪政府則高調支持聯合國的停火倡議，要求叛軍及分裂分子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意圖借此時機恢復政府權威，重建治理體系。胡塞武裝一方面趁哈迪政府與南方勢力內訌之機，加緊攻城略地；另一方面以組織抗疫、運送藥品和民生物資為由，要求聯軍放松海陸空封鎖。

外部干涉力度減弱

也門沖突的根源雖然在于國內各派別權力分配不平衡、歷史遺留矛盾未能有效解決，但隨著沙特、阿聯酋牽頭組建多國聯軍強力介入，外部勢力逐漸成為戰局發展的長期主導力量。沙特、阿聯酋兩國負責調解反胡塞陣營內部的矛盾，努力維持哈迪政府的合法地位，目標是壓制什葉派胡塞武裝，阻止伊朗影響力向阿拉伯半島南部延伸。但沙、阿在也門的戰略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沙特作為也門鄰國，全力支持哈迪政府軍反攻北方，以確保自己邊境安全；阿聯酋則重點經營也門南部，意在以此為基地和跳板，將勢力范圍拓展到非洲之角，并不愿在也門戰場上無謂糾纏。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阿聯酋陸續從也門撤出軍隊，僅留下部分特種部隊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在南部關鍵省份和紅海、亞丁灣沿岸重要港口的既得利益則交由代理人守護。于是，沙特成為哈迪政府的唯一支持者，也是目前平息也門沖突的主要責任方，承擔著絕大部分的國際輿論壓力和財政壓力。

但今年初以來，沙特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國際油價下行的雙重打擊，自顧不暇，干涉也門的意愿進一步下降。尤其從4月開始，沙特情況加速惡化。一方面，新冠病毒傳播進入爆發期，每日新增病例數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國際油價持續低迷乃大勢所趨。長期看，全球石油供需關系逆轉，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經形成，油價很難再回巔峰時代；短期看，疫情造成交通停擺、工業生產停滯，對石油的需求急劇下降。加之沙特與俄羅斯大打價格戰，使油價進一步探底。4月中旬，主要產油國達成減產協議，但未達預期效果，油價繼續震蕩下行，目前尚不到沙特維持預算平衡所需的價格的一半。沙特收入銳減，財政吃緊，被迫增發千億里亞爾債券以緩解壓力。

在此情況下，沙特急于以“體面的方式”擺脫也門戰爭的負擔，所以積極響應聯合國的和平倡議。4月初即宣布單方面停火，到期后又決定順延，承諾在全面停火實現前僅保留防御性行動；同時，對哈迪政府的支持也有所動搖，開始直接與胡塞武裝對話。沙特的態度和做法向也門沖突各方傳遞了明確的“退出”信號。但在尚無具體政治解決方案的此時此刻，外部干涉力度減弱留下了顯而易見的權力真空，刺激各方加緊爭奪，成為誘發沖突加劇的主要外因。

人道主義災難深重

連續數年的戰亂已經使也門的人道主義災難在“全球最嚴重”級別上不斷刷新紀錄，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內戰派別分裂又帶來疊加效應，將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

首先，也門的醫療體系損毀嚴重，無力應對新冠病毒傳播。據聯合國專家稱，也門約90%的醫療設施和服務集中在胡塞武裝控制區，而胡塞方面的統計則顯示，這些設施中有93%左右已不同程度受損、不能正常使用。目前，也門72%的人口缺醫少藥，65%的人沒有清潔用水，數萬人營養不良、免疫力低下，300多萬流離失所者在難民營擁擠度日。霍亂、白喉、豬流感等傳染病已肆虐全國，新冠病毒更是雪上加霜。截至5月底，也門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14例，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實際情況被嚴重低估。

其次，疫情帶來全球大封鎖，國際人道救援受阻。也門有2400萬人口依賴援助物資；約1600萬人面臨嚴重饑餓威脅，迫切需要糧食進口。但全球供應鏈中斷，停航斷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援助物資更加匱乏。同時，以“無國界醫生”為代表的國際人道組織受到航線削減、全球緊急事件暴增等現實因素影響，也被迫重新部署援助，減少了在也門的相關人員。

其三，主要捐助國受疫情拖累，捐贈或將縮水。美國、歐盟是對也門捐助的大戶，但也恰恰是全球第二波疫情暴發的“震中”，社會經濟遭到沖擊，醫療和社會保障系統支出激增，能夠用于對外援助的資金減少。3月中旬，美國已將對聯合國也門專項援助從8500萬美元降至1200萬美元。未來若全球生產和服務業不能快速恢復，各國都將面臨經濟寒冬、被迫埋首自救。外援資金池枯竭，也門恐將面臨更加絕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