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宮玉振  北大國發院管理學教授

領導力的概念和體系是從西方傳入的，中國此前并沒有專門的領導力學科。但中國人自古以來追求的就是入世和經世致用，諸子百家所探討的多是治國之道，必然涉及到領導者、領導力這樣的主題，有大量的關于領導力的思考。所以我今天所分享的就是中國傳統的領導力哲學。

以品格為核心的儒家領導力

管理學有一個研究結論，領導者的格局、胸懷、器度、境界、追求，以及價值觀，對于組織的未來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也是決定組織命運的關鍵因素。

儒家領導力哲學的核心，是內圣外王，是立德立功立言，是以品格為核心的領導力哲學。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學家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儒家的重心，強調的是“修己安人”“內圣外王”“有體有用”。在儒家看來，領導者必須具備“圣”“王”的雙層資格：有“圣”人修己之體，然后才能為“王”者治人之用。儒家所強調的是，內在品格的養成是領導力成長的前提。

從自我反省和人格養成入手，孔子把領導力的展開分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個階段，“修己”才能“安人”，才能“安百姓”。換言之，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儒家看來，領導力形成的過程，就是自我的修養、境界的提升的過程。

以自我修身始，以平治天下終，這也是一個領導者自我突破的過程。一個領導者要想走向卓越，首先要反思自我、認識自我，進而管理自我、提升自我，從而具有更高的格局、胸懷、氣度、眼光、境界。所以儒家推崇的是君子、豪杰、圣賢，代表的都是儒家理想中的領導境界而君子、豪杰、圣賢的核心，是代表價值觀、傳承價值觀、踐行價值觀的強烈道德自信。所以就有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氣。所以真正的儒生都會有強烈的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天下意識。所謂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賢道何以傳”。儒家的領導哲學，為領導者提供的是一種清晰而堅定的理想與追求。儒家的領導哲學，是建立在品格與價值驅動基礎上的。是以品格和價值觀為核心的領導力，是以社會責任和天下情懷為核心的領導力。強調的是既自強不息，又厚德載物。

卓越的組織源于卓越的領導力。企業家的層次，決定了企業的層次。企業家的高度，決定了企業的高度。企業家的境界，決定了企業的境界。企業家的導向，決定了企業的導向。企業家的文化與價值觀，決定了企業的文化與價值觀。企業家的局限，也因此就決定了企業的局限。

領導者是組織的核心，領導行為的本質就是要處理“人”與“我”的關系。領導力的突破過程，其實就是一個突破自我的過程，就是一個打通“人我”、融匯“人我”的過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對品格與價值觀的重視，對社會責任和天下情懷的強調，奠定了中國企業家自我提升與價值追求的基礎。

以現實為核心的法家領導力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著主體的角色，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價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影響，但是儒家也存在其局限性。如果你讀過《論語》，你讀過《孟子》，你讀過程朱的著作，你會發現，不管是孔孟也好，程朱也好，歷代的儒家，反過來復過去，講的就是一個主題，也就是“倫理道德”。問題在于，道德原則從來是完美的，應用道德的現實世界卻從來都是不完美的。人生需要理想，但理想主義色彩過濃，變成迂腐的書生，卻無法把事情做成。

對于領導者來說，只靠儒家的價值理念，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中國文化中還有法家的理念。

法家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儒家相信的是人有向善的可能，強調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是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強調的是人性現實的一面。

韓非子曾經說過一段著名的話。做車的工匠做好了車，就希望富貴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車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敗壞，而是利益決定了他們的不同行為。在法家看來，這個社會，從本質上來說是圍繞著利益而展開的。離開了對人的求利的本性的把握，你根本就無法對人進行基本的激勵。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還有實力。儒家對道德的力量充滿了自信，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往哪邊去，草就會往哪邊倒。用今天的話說，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響力、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強調以德服人。法家從來不相信這些，法家相信的是強制性的權勢的力量，所謂的“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相信以力服人。法家認為權勢才真正具有讓人屈服和順從的力量，人的行為也只有通過強制的力量才能改變，所謂的“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在法家眼中，離開了權勢、權力，毫無疑問就無法影響別人的行為。

儒家講的是道義，法家講的是利益；儒家講的是道德，法家講的是實力；與儒家相比，法家的特點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現實。法家讓你看到人性和社會的另一個層面。如果是儒家提供的人生的理想，那么法家所提供的就是一種現實的取向。人有向善的可能，也有逐利的本性。真實世界的領導力，當然需要使命與愿景這樣超越的一面，但也不可能無視權力與利益這樣現實的一面。

中國文化是霸王道雜之。對于領導者來說，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還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光有對價值的執著是不行的，還要有與現實妥協的智慧。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既需要有對理想的堅守，又需要清醒的現實取向。要在理想中關注現實，也要在現實中追求理想。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這種平衡，才是真實世界的領導力。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書生是成不了事的。土匪也是成不了事的，成事的一定是接地氣的書生。

以柔性為核心的道家領導力

法家也有其不足。法家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就是過于強勢、過于冷酷、過于霸道、過于刻薄、過于自是、過于以自我的利益為中心。這樣的人人際關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最后也一定是敗得一塌糊涂的。所以，還需要道家。

道家與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說法家的特點在于一個“剛”字，那么道家的特點便是在一個“柔”字。道家的重要命題是“柔弱勝剛強”，是“為而不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為人方正而不孤傲，有棱角而不傷人，率直而不肆無忌憚，有光芒而不刺眼。

在現實的管理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模式：一種是剛性的，一種是柔性的。剛性的領導者，其領導行為往往是強勢的、霸氣的、壓迫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敵對的、張揚的。柔性的領導者，其領導行為往往是謙遜的、溫和的、欣賞的、開放的、吸納的、包容的、合作的、低調的。

老子欣賞的顯然是第二種領導者。他曾經警告說：“強梁者不得其死。”盛氣凌人的領導者是不會有好結果的。這樣的領導者，盡管可以迫使一些人在短期內服從自己，但時間長了，往往會帶來下屬的怨恨與離心離德，從而導致管理的失敗。在道家看來，“弱者道之用”，明智的領導者一定要學會“知其雄，守其雌”。什么叫“知其雄，守其雌”？知道自己很強大、很成功，卻能夠保持很謙卑、很柔弱的心態。這樣，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別人，學會傾聽，學會欣賞，學會包容，從而更好地匯集眾人之力為我所用。用老子的話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夠為百川河流所匯注而成為王者，就是因為它善于處下，所以能成為百川之王。

美國學者吉姆·柯林斯曾經提出過一個“第五級經理人”的概念。他把管理人從低向高分成5 級。在多數人的感知中，組織的一把手應該是外向、霸氣、魅力十足的明星人物，然而柯林斯的結論是：最偉大的領導者，往往是安靜的、謙遜的、低調的、平和的、不惹眼的、不自以為是的。為什么會這樣？

這其中的原因，老子早就講得非常明白：“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不固執己見，反而能明察秋毫；不自以為是，反而能是非清楚；不自我夸耀，反而能成就功名；不妄自尊自大，反而能成為天下的領導者。

蘇格拉底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橋水基金的創始人瑞·達利歐也說：“相對于你需要知道的東西而言，你真正知道的東西或許是有限的，承認這一點是明智的。”偉大的領導者一定是謙卑的、虛心的，所以能夠從個人的逞強和剛愎自用中走出來，以柔軟平和的心態展開自己的領導行為。

如果說儒家給人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給人以現實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給人以成熟的心態。道家所展現的是一種包容，是一種耐煩，是一種從容，是一種恬淡，是一種靈活，是一種彈性，是一種圓融，是一種更高的人生智慧。

好的領導者，既有儒家的理想與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與現實，同時還有道家的成熟與靈活。這三者從不同的角度構成了中國領導力的哲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