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長安 北京師范大學首都教育經濟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進入畢業季，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成為社會普遍關切。統計顯示，2024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79萬人，就業壓力處于較高水平。但另一方面，一些行業又出現明顯用工缺口。“就業難”與“招工難”兩難并存，“有活沒人干”與“有人沒活干”現象共生，這種結構性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又該怎樣化解？

得益于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策激勵，各地在加快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對相關人力資源的需求快速擴張。但我國技能人才占就業人員的比例不到30％，相較德國、日本等制造業強國相關人才70％至80％的占比差距甚遠。因此，我國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長期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則達2以上。

數字經濟是新質生產力的代表性經濟形態，大量數字化、智能化的崗位涌現。特別是今年以來，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人才需求激增，新發布職位數量同比增長了六倍多。但據預測，我國當前數字人才總體缺口為2500萬至3000萬，這也成為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服務業人力資源需求也十分旺盛。目前我國家政服務業從業人員約為3000萬，但實際市場需求超過5000萬。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動現代化農業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數字化生產、智慧農業工程實施、智能農機操作、農業規劃、上下游銷售和農產品電商等人才短缺現象十分突出。據農業部門測算，全國農村電商人才缺口達350萬，運營推廣、美工設計等技術類人才缺口較大。

明明這些領域求賢若渴，但為何“有人沒活干”？原因縱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是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信息不對稱所致。我國雖然已初步建成了全國性的就業服務體系，但信息龐雜、搜尋成本高等問題，降低了就業服務的效率。教育的相對滯后以及與市場的脫節，又導致“所學無所用”，使供需之間產生了錯配。勞動力流動中存在的各種制度性障礙，也降低了供需之間的匹配效率。此外，求職人員的就業觀念偏差，特別是求穩心態的強化，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市場中的供需不平衡。

在筆者看來，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首先，進一步完善就業服務體系。要建立以公共服務就業機構為主，鼓勵和規范社會力量參與，覆蓋面廣、服務內容全、服務形式多樣的就業服務體系。就業服務信息發布盡量做到分類明確，招聘活動盡量根據求職者特點、專業方向等分類進行，降低就業搜尋成本。

其次，加快高校培養模式的變革。堅持市場化人才培養的目標，高校專業的設置與調整要正確處理好當前人才市場需求與未來需求之間的關系，提高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搭建校企供需對接的平臺和渠道，鼓勵“訂單式”培養模式。在專業設置和調整上向高校適當放權，調動它們專業調整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最后，改變就業觀念適應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校正一味求穩、求大（城市）、求高（薪資）的擇業心態，鼓勵更多就業者主動到基層去，到生產第一線去，樹立勞動光榮的理念。企業需要改變用工觀念，努力為員工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當然，相關部門也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努力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

就業，一頭連著發展大局，一頭牽著千萬家庭。就業的“飯碗”端穩了，人們才能安定，發展才能繁榮。全社會一起努力，供需錯位的矛盾就能得到緩解，形成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強大合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