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蘊謀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安全項目負責人

1月6日，奧地利總統范德貝倫宣布授權極右翼自由黨黨首基克爾組建新一屆聯邦政府。奧地利自由黨是奧地利議會第一大黨。若其組閣成功，意味著歐洲又一國家在“右轉之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奧地利或迎來戰后首位極右翼總理

2024年9月29日，奧地利舉行國民議會選舉。本次選舉中，極右政黨自由黨憑借28.8%的得票率首次躍升為議會第一大黨；中右翼的奧地利人民黨和中左翼的社民黨則位居議會的第二、第三大黨，其得票率分別為26.3%和21.1%；奉行自由主義的新奧地利黨則以9.1%的得票率位居第四。但由于本次選舉無一政黨獲票占比過半，而當時主要政黨均拒絕與極右翼為伍，因此，2024年10月，總統范德貝倫授權時任總理、人民黨黨首內哈默組閣。

然而，人民黨與社民黨、新奧地利黨展開組閣談判后并未達成一致。2025年1月3日，新奧地利黨退出談判，隨后人民黨與社民黨的談判也宣告失敗。談判失敗后，內哈默宣布辭去總理職務和人民黨黨首一職，人民黨臨時黨首斯托克釋放了愿意與自由黨合作的信號。于是，組閣重擔回到了自由黨身上，這也標志著奧地利很可能迎來二戰后的首位極右翼總理。

歐洲極右翼何以迅速崛起？

近年來，歐洲極右翼政黨勢如破竹、逐漸“登堂入室”。意大利兄弟黨、法國國民聯盟、德國選擇黨、荷蘭自由黨都從早期的政壇邊緣逐漸走向權力中心。特別是在2024年6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主流政黨優勢遭到削弱，極右翼“歐洲保守與改革主義者”黨團獲得400個議席中的72席，更靠近政治光譜右側的“身份與民主”黨團斬獲58席。如今，迅速崛起的極右政治勢力已足以掣肘歐洲議會決策。

極右翼在歐洲的迅速崛起有多重原因：

其一，歐洲經濟增長乏力，民眾的不滿情緒上升。近年來，歐洲屢遭“戰略意外”，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事件疊加影響下，歐洲經濟的復蘇進程被頻頻中斷。特別是對俄羅斯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對歐洲自身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普通歐洲民眾一方面與主流政治精英口中的“價值觀戰爭”距離越來越遠，另一方面卻承受著能源危機、通脹高企、購買力縮水、生活水平下降等“切膚之痛”。在此背景下，與歐洲主流政黨相比，極右翼政黨的政治主張更貼近普通民眾的訴求，也更易贏得中下層民眾的支持。

其二，歐洲政治亂象頻發，選民渴望求新求變。隨著歐洲政壇“碎片化”趨勢日益加劇，歐洲政治穩定性顯著下降，政府更迭頻繁，治理能力受到嚴重質疑。尤其是在2024年“大選年”，各國政治鬧劇輪番上演，基本社會弊病卻難以解決。選民對現有政治和體制的失望情緒上升，產生了求新求變心態。這使得過去處于政壇邊緣的極右翼政黨迎來了發展機會。

其三，民眾安全感降低，保守、排外心態突出。近年來，歐洲社會對立情緒嚴重、極端暴力事件頻發，社會包容性和容忍度顯著降低。這既是極右翼抬頭造成的負面效應，也是滋生極右翼勢力的溫床，兩者形成了惡性循環。尤其是在地緣沖突頻發的背景下，歐洲又迎來了新一輪難民潮，導致危害社會治安的案件數量顯著攀升。民眾在安全感降低之后，更容易認同極右翼政黨的民族主義、反移民等政策主張。

此外，社交媒體也對極右翼在歐洲崛起的過程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據統計，極右翼政客普遍比主流政客更易選擇、也更擅長使用社交媒體，因此能夠與選民進行更為直接、親近的溝通，對選民情緒把控也更加到位，在輿論塑造和選情把控中較主流政黨占據更大優勢。

極右翼成勢將為歐洲帶來什么？

首先，極右翼的崛起將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負面影響。傳統上的極右翼大多是“歐洲懷疑論”者，反對歐洲一體化、反對全球化。特別是極右翼普遍秉持“國家主權高于一切”的原則，十分警惕歐盟機構擴權。同時，極右翼壯大還會影響歐盟在移民、安全、貿易等特定議題上的決策，導致歐洲走向保守、內顧。

其次，加劇歐洲社會撕裂。極右翼政客普遍強調民族主義，秉持反移民立場，不時在少數族裔議題上“大放厥詞”，這客觀上會增加少數族裔及移民對歐洲社會的融入難度。同時，極右翼渲染的不安情緒也會導致普通民眾對少數族裔和移民滋生偏見。

但也應看到，由于近年來歐洲一體化的深入推進和英國“脫歐”的“前車之鑒”，“疑歐主義”論調在歐盟的市場大不如前。如意大利兄弟黨、法國國民聯盟等歐洲多個極右翼政黨都收斂甚至改變了之前的“疑歐”極端言行，開始對歐洲一體化抱有建設性的態度。因此，未來歐洲政治生態走向如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