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國大選以來，部分西方媒體對德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未來表達了質疑態度，《紐約時報》更是以“德國處在大麻煩之中”為主題從經濟滯脹、政治對立、社會治理低效等角度大談德國面臨的種種困難。自俄烏沖突以來，朔爾茨政府始終以積極姿態配合美國和北約對俄制裁，德國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美國媒體如此看空德國發展趨勢，難免有落井下石之嫌。

就客觀現實而言，德國的確處在冷戰結束以來最為關鍵的歷史時期。具有豐富執政經驗的基民盟重新組閣，對于德國政治的未來是個好消息。作為一位久經沙場的政治人物，基民盟領導人弗里德里希·默茨承諾將落實一系列經濟改革舉措，并且在政治領域試圖與德國右翼政治力量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然而，默茨即將面對的外部政治挑戰是巨大的，跨大西洋雙邊關系正在發生自二戰以來最為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特朗普第二次執政將會根本改變歐洲安全機制與美歐經貿關系的面貌。簡單的政策改變遠遠不夠，德國需要面向新時代的“政治想象力”。

正如提出這一理念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所言，歐洲現行的政治體制已經無法有效應對21世紀的復雜問題，西方社會需要探索新的政治目標和治理方法，政治家們要跳出既有的意識形態框架，以更開放、創新的方式思考社會和經濟問題，需要一種全新的“政治想象力”來設計更具前瞻性和適應性的政策。他認為，歐洲需要在全球舞臺上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同時避免陷入民族主義的狹隘思維。

馬克龍對“政治想象力”的呼吁超越了國界，具有一定的哲學深度。他指出了英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體制問題。西方黨派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政治的碎片化，并且是以極端對立的方式呈現的。在這一問題上，大西洋兩岸主要發達國家是高度相似的。黨派政治在形式上導演了對抗與爭論，卻抑制了真正有意義的對話與共識。歐洲的官僚機構常常陷入意識形態爭斗，政治體系已經與民眾的日常生活脫節。政治成為煽情的演講與概念的游戲，面對21世紀的緊迫問題卻束手無策難有作為。德國當下的社會困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德國政治要真正走出當前西方民主機制的深刻危機，就必須重建基于一種不同于英美文化精神主導的政治傳統。這一傳統在德國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現實中是存在的。德國文化的精神內核不是以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在德國政治傳統中，關于國家、政治與道德的理論始終含有強烈的精神訴求，黑格爾將其視為一種可以追溯到雅典時代的歐洲文化。德國文化中的人文主義精神（Humanismus）強調人的尊嚴、自由和全面發展，其對現代啟蒙精神的深刻反思也對中國知識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知識界很早就提出“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強調每個國家現代歷史文化進程的獨特性。自18世紀以來，德國思想界對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全球影響力。

令人遺憾的是，當前德國政壇的主流話語與政治意識是美國賦予的，某種程度上，剛剛結束的是一場在德國上演的“美式選舉”。在上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會議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為“跨大西洋共同價值觀”的落幕潸然淚下，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是個德國人。當前美國對歐政策的極速轉變不是偶然的，只不過歐洲的政客們始終懷揣著僥幸心理，不愿直面現實罷了。德國要想走出當前的政治困境，就必須改變對世界與歐洲的認知框架。鑒于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這不應該是一件難事。

從跨大西洋關系的角度考察，西方世界在過去兩個月的變化，超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改變。對于德國政治，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然而，換個角度觀察，何嘗不是一種機遇呢？作為歐洲的核心主導國家，德國在地緣政治與歐洲經濟中依然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在經貿領域深度經略亞太地區，已經逐步成為德國外交的重要共識。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近年來，中德雙邊經貿關系穩步發展，中德雙邊貿易牢牢占據中歐雙邊貿易的三分之一，中德雙邊產業技術合作的空間十分廣闊。在全新的國際政治語境下，中德完全有理由為開創更為廣闊的合作前景共同努力。德國新政府最為需要的，就是面向未來的政治想象力。（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智庫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中國論壇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