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南德意志報》上發表署名文章，稱美國的政治動蕩迫使歐洲必須擺脫對美安全依賴，建立自主防衛機制，而德國候任總理默茨即將實施的舉措，或將成為德國推動“歐洲安全整合”的契機。那么，德國有能力承擔整合歐洲安全這一歷史性使命嗎？

“特朗普2.0”時代開始后，美國同俄羅斯開展“越頂外交”邊緣化歐洲、施壓北約成員國提升國防開支至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公開批評歐洲價值觀等行為，終于讓歐洲人認識到戰略自主的重要性。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及歐盟領導力量，德國在歐洲防務建設中必然要承擔重要責任，然而各方更加關注的，是德國是否真的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領導作用。這也是影響歐洲“戰略自主”的一大關鍵因素。雖然德國在俄烏沖突爆發后推進安全政策“時代轉折”，突破軍事領域長期以來的“克制文化”，主動承擔更多防務責任，但如果德國想要主導歐盟防務整合過程，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面臨財政、軍事資源等方面的障礙。

首先，德國雖然可以大幅提升國防開支，但難以承擔歐盟因防務產生的共同債務。聯盟黨與社民黨已在組閣談判中達成共識，即德國國防支出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約440億歐元）不受“債務剎車”限制，這為今后德國在國防、情報及網絡安全領域的舉債大開綠燈。然而，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德國經濟連續兩年陷入衰退，德俄能源脫鉤也讓德國陷入能源危機和工業發展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新政府的財政政策將面臨巨大壓力，通過“歐盟共同債務”籌措歐盟各國國防資金的方式，在多方反對下或難以實現。

其次，德國現有軍事實力不足以擔當歐洲防務建設的核心。德國具有萊茵金屬、蒂森克虜伯、克勞斯-瑪菲·威格曼等歷史悠久、底蘊豐厚、技術先進的世界級軍工企業，但它們如今正飽受政府軍備采購機制復雜、國防研發資金不足、技術工人短缺、能源成本高昂等問題的困擾，難以迅速擴大規模、提升產能。為此，德國軍工生產在中短期內彌補歐洲現有武器裝備缺口仍存在較大困難，更遑論替代美國武器。此外，歐盟發展防務能力的“永久結構性合作”PESCO協議的目標之一就是減少歐洲過于龐雜的武器系統數量（美國擁有30種主要武器系統，歐洲卻有178種），提升歐盟武器互操作性，降低軍工生產成本，但多年來無實質性進展。另外，德國軍隊的兵力嚴重不足。歐盟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獨自防御俄羅斯需要新建50個旅，征募30萬士兵和3400輛新坦克。但德國聯邦國防軍在立陶宛部署一個約有5000名士兵的作戰旅，就已經是其可部署兵力的極限。

再次，德國與歐盟另一個“支柱”法國在歐盟防務上的分歧仍待解決，其中就包括“核保護傘”問題。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歐洲需擁有獨立的“核保護傘”，但德國自冷戰以來一直與美國保持“核共享”。盡管默茨也表示需要與英法談判，尋求發展獨立于美國的歐洲核威懾可能性，但目前尚無進展。況且，法國的核彈頭數量太少，難以對潛在對手形成有效威懾。此外，德方也擔心，若對“核共享”持反對態度的法國極右翼政客勒龐上臺執政，法國為歐洲提供的核保護將陷入不確定性。

最后，歐盟內部在對烏援助等關鍵問題上分歧加大，但德國在歐盟內部的協調能力仍未恢復。歐盟各成員國在如何提升歐盟防務、是否繼續支持烏克蘭等問題上尚未達成一致，而美國新政府利用強大的輿論能力為歐洲保守主義、民粹主義與主權主義力量背書，也給了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等歐洲國家領導人公開反駁歐盟的底氣。在這種情況下，未來面臨多重內政困擾，且在聯邦議會受極右翼選擇黨掣肘的情況下，德國能否恢復其在歐盟的主導能力猶未可知，歐盟仍難以“用一個聲音說話”。

總而言之，雖然歐洲各國期盼德國盡快“復位”，德國新一屆政府也有讓德國承擔更多責任的意愿，但受經濟上面臨困難、軍事上能力有限、在歐盟內部影響力不足，以及來自美國的壓力等因素的影響，德國在推動歐盟安全整合的過程中將面臨諸多困難。如何讓德國克服這些困難，在歐洲“戰略自主”進程中發揮獨特的領導作用，將是德國新一屆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