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長期致力于中國研究的美國學者得以進入中國內地，接觸中國國內逐漸開放的檔案資料，以及直接到中國村落和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進行口述史訪談和田野調查。這對美國包括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具體學科在內的“中國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催生了美國的中國歷史學界對“中國中心史觀”的理論反思，也促進了以華南為主要基地的西方“漢學人類學”同中國本土 “華南學派”（基于特定地域和理論方法）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然而，這些“發(fā)現(xiàn)”長久以來大多是單方面的，即美國對中國的“（再）發(fā)現(xiàn)”，而中國對美國的認知較多集中在中美關系領域。近幾年，這種不對等的認知結構正在逐漸被逆轉。

在現(xiàn)代美國中國學的歷史上，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把19世紀末以來赴華傳教士寫作為主的美國漢學轉變?yōu)閷W術體制內的嚴格社會科學研究，并強調相關社科理論的應用。他還把以中國古典哲學經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歐洲漢學轉變?yōu)闃O具現(xiàn)實關懷、強調中國的現(xiàn)代化轉型，甚至直接服務于美國冷戰(zhàn)時期對外政策的當代美國中國學，并使其成為二戰(zhàn)后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qū)進行全方位和跨學科區(qū)域研究的一部分。此外，由于費正清本人的最初研究路徑是晚清中英貿易關系，延伸到“中國對西方沖擊的回應”，其門人弟子中的多數(shù)人（如保羅·柯文、孔飛力、周錫瑞、徐中約等）最初都以晚清對外關系和中外交往為切入點，但正是保羅·柯文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中國中心史學” 理論路徑反叛了費正清的“西方沖擊—中國回應” 范式。

由于在范式轉換、學術組織、叢書出版、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難以替代的開拓之功，費正清的貢獻毋庸置疑，但其局限也是明顯的。由于他對晚清中外交往的關注和對美國上世紀50年代現(xiàn)代化理論的認同，費正清一直特別強調傳教士對現(xiàn)代中國的積極作用，暗示中國必須通過“回應”西方而走上一條美式“現(xiàn)代化”的道路。這一思維定式在上世紀70年代就遭到周錫瑞教授的質疑。周錫瑞等當時的年輕一輩漢學家在越戰(zhàn)背景下對美國對外政策多持強烈批判態(tài)度，他們認為應該更加正面地看待中國，并從內部理解中國。

在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當年挑戰(zhàn)費正清，積極從內部了解中國的一代美國漢學家大多已經離世或者退休，“漢學人類學”的高峰也已經過去， 以費正清第三代傳人為積極參與者的“新清史”論爭也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另一方面，美國大眾的對華認知被主流商業(yè)媒體關注的一些固定 “熱點話題”左右，即便在媒體以外，受過一定教育的美國大眾對中國的了解，時至今日仍常常被框定在“賽珍珠小說”之類的中國敘事中。因此，美國的中國認知仍然片面、主觀、滯后。而隨著中美交流的熱度和力度減弱，美國學術界中國學研究的理論走向和范式建設似乎也進入了一個停滯期。

與此同時，今日美國還在不斷削減對包含中國在內的亞洲語言、文化、歷史的研究。筆者在和一些旅美華裔學者交流的時候，常一同感慨美國高校對地理距離遙遠的“亞洲文化”持一種居高臨下、可有可無、僅供點綴的態(tài)度，因而需要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不停地呼吁不要裁撤相關教學項目。筆者認為，這和美國近年來日益內轉、保守、故步自封有密切關系。

但隨著到訪美國以及獲取關于美國的資料更加便利，中國國內學者對美國的研究開始出現(xiàn)和美國中國學研究當年類似的積極轉向，即由偏向關注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研究當代美國的內部問題。就筆者閱讀所及，一些中青年國內學者研究地方因素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有的梳理美國國內民粹主義思潮的起源和發(fā)展，有的細致揭示被美國新自由主義掩蓋的微妙且隱蔽的種族主義。在筆者看來，這些對美國內部進行扎實研究的論文中的洞見，常常超過很多長期生活和工作在美國，卻似乎對美國本身失去感受力的華裔學者。這些研究成果以及它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有助于國內學界擺脫過往對于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和對美國歷史大事件的偏好，推動更多人關注當代美國社會基層及心態(tài)，并據(jù)此更加深入地認識美國。

總而言之，目前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似乎逐漸陷入停滯，而中國的美國研究則在不斷向縱深推進，當然，它在理論和著述分量上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相信隨著更多的中國學者、留學生、媒體人以學術或非學術的方式持續(xù)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美國政治與社會，中國社會對美國的認知將更多地取得主動，中美雙方認知和闡釋的關系終將逆轉。（作者是美國阿勒格尼學院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