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海洋，這片占地球表面積7成以上的藍色領域，正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地。隨著發展的腳步從近海走向深藍，未來我國海洋經濟的潛力應如何激發？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胡志勇：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鄭苗壯：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海洋環境與資源研究室副主任
朱堅真：廣東海洋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海洋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統籌陸海發展，建設海洋強國
胡志勇
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兼備的世界大國，遼闊的海域構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展現出強勁發展動能，綜合實力持續攀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總體穩定，增速在多數年份高于國民經濟平均水平，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24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歷史性突破10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5.9%，增速較國內生產總值高出0.9個百分點，彰顯海洋經濟強勁的發展韌性與增長潛力。
海洋經濟的蓬勃發展，已成為推動東部地區率先崛起、培育經濟新動能、構建開放型經濟格局的關鍵支撐。如今，我國已形成北部、東部、南部三大陸海經濟產業圈，構建起產業集聚、協同發展的良好態勢。這一發展態勢對國民經濟、社會民生、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一，有力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海洋經濟覆蓋生物資源開發、海水綜合利用、裝備制造、油氣勘探、交通運輸、濱海旅游等多元領域，不僅創造大量就業崗位，更通過產業聯動效應，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協同發展，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其二，深度服務國家與區域發展大局。伴隨海洋工程裝備、生物醫藥、海水淡化等新興產業快速崛起，海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升級，推動國民經濟三次產業協同發展，有效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為沿海地區及全國經濟注入新活力。
其三，切實改善民生福祉。海洋漁業、航運物流、船舶制造等傳統優勢產業，與濱海旅游等新興業態共同發力，為沿海地區創造海量就業機會，顯著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切實改善群眾生活品質。
其四，筑牢國家安全與能源安全防線。作為戰略資源寶庫，海洋油氣資源開發有效緩解國內能源供需矛盾，保障能源穩定供應；發達的海洋運輸網絡，則為國家能源及重要物資運輸提供堅實保障，維護經濟社會穩定運行。
其五，推動海洋可持續發展。我國海洋經濟始終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依托科技創新，將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有機結合，推動海洋開發向循環利用轉型，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促進人海和諧共生。
其六，提升國際競爭力與貿易影響力。隨著海洋科技、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領域的技術突破與產業升級，我國在全球海洋經濟市場中的份額持續擴大，國際經濟地位與話語權顯著提升。
面向未來，在科技革新與政策支持的雙重驅動下，海洋經濟正從近海邁向深遠海，其輻射帶動效應也不斷增強，加速傳統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推動了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海洋油氣、船舶制造、交通運輸、漁業養殖等產業深度融合。同時，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也為我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海洋產業集群，完善海洋經濟全產業鏈條提供了新的抓手。
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堅持陸海統籌戰略，以陸域經濟支撐海洋開發，以海洋經濟反哺陸域發展，加快推進海洋經濟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通過聚焦極地資源開發、港口清潔能源應用、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創新等關鍵領域，持續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同時，我國也通過統籌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同共進，努力建設海洋生態文明。這一系列舉措不僅是建設海洋強國的核心路徑，更是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增強海上實力，實現依海富國、以海強國、人海和諧、合作共贏的必由之路。
海洋經濟發展的五大戰略方向
鄭苗壯
國際海洋秩序正經歷加速變革，這一進程不僅重塑各國海洋活動格局，更將引發公海利益的重新分配，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海洋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我國作為海洋利用大國，主動適應國際新規則、創造戰略主動權、把握海洋產業變革機遇，已成為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結合其他國家的戰略布局來看，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應重點關注五個方向：
第一，推動海洋運輸與船舶工業在綠色低碳賽道加速邁進。當前，海洋領域的氣候變化應對已成為全球焦點，國際社會提出船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力爭 2030 年實現零排放，船舶低碳化、綠色化發展成為行業趨勢。歐美國家紛紛推出船舶更新計劃，以順應這一潮流。
我國作為全球最大造船國，擁有海運船隊總規模達4.3億載重噸，占世界船隊比重的18.7％，穩居前列。在此背景下，急需以科技創新為驅動，全面推進交通運輸和船舶工業的產品體系、制造體系、供應鏈體系綠色轉型，在踐行全球海洋治理新要求的過程中，培育新業態、激活新動能、塑造新優勢，提升船舶全生命周期的綠色低碳水平。
第二，全力搶占海洋生物產業變革的制高點。美歐等發達國家早在半個世紀前便開始布局深海生物遺傳資源開發，已基本完成商業化開發所需的資源儲備，并進入大規模產業化階段。在國際社會就遺傳資源惠益分享規則進行談判期間，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緊急申請 1.3 萬項海洋遺傳資源相關專利，試圖搶占生物產業革命的戰略高地。
我國作為少數具備深海遺傳資源勘探開采能力的發展中國家，可進一步加大遺傳資源戰略儲備，推動人工智能與生物技術深度融合，強化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加速生物科技成果產業化應用，前瞻性布局海洋生物產業，突破生物經濟發展瓶頸，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
第三，科學規劃漁業發展路徑，在擴增深水養殖的同時，穩定公海捕撈規模。近年來，國際社會將打擊非法捕撈、遏制過度捕撈、保護海洋生態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削減有害漁業補貼、擴大海洋保護區范圍成為全球共識。作為全球最大的海洋漁業養殖國和公海捕撈國，我國面臨公海漁業補貼削減、公海保護區面積擴大的雙重挑戰。
為此，我國可穩步推進公海捕撈減船轉產，實施漁船更新改造工程，積極爭取他國專屬經濟區捕撈配額，大力發展深遠海養殖，系統推進現代化漁業建設，確保漁業生產平穩有序。
第四，多維度謀劃、穩妥推進深海油氣與礦業的發展。隨著全球低碳產業快速發展，銅、鈷、錳、鎳等礦產資源需求激增，深海礦產開發提上日程。然而，出于生態保護考量，法國、德國、智利等 30 余國明確反對深海采礦，主張提高環保準入門檻，甚至呼吁在環境風險解決前“凍結”深海采礦活動。
我國作為關鍵礦產資源進口大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種類最全的深海礦區，面對開發前景的不確定性，應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穩步研發綠色采礦技術裝備，強化裝備多場景適應性，降低因環保政策收緊帶來的潛在風險。
最后，深化海洋科技創新與數字經濟相融合。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海洋正成為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前沿技術的重要應用場景。我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擁有全球領先的5G通信、衛星遙感和物聯網技術基礎，應妥善利用這一先發優勢。如在海洋觀測領域，通過構建“空天海地”一體化立體監測網，實現海洋環境數據的實時采集與智能分析，為災害預警、資源勘探提供精準支撐；在船舶航運方面，憑借智能船舶操作系統和無人航運技術的突破，顯著提升運輸效率，降低人力成本與能源消耗等。
未來，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對海洋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持續完善國家級海洋大數據中心（海洋云）等海洋數據服務平臺建設，推動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加速數字孿生、量子通信等前沿技術在海洋場景的落地應用，以數字技術賦能海洋產業升級，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智慧海洋”生態，在全球海洋數字經濟競爭中占據制高點。
釋放海洋經濟潛力 有三大增長極
朱堅真
在“雙碳”目標與科技革命的雙重驅動下，中國海洋經濟正經歷從“要素驅動”到“系統重構”的深刻轉型，以三大維度的特點，勾勒出一幅綠色、智能、協同的發展新圖景。
一是綠色化+藍色化，推動能源與產業的雙重轉型。在“雙碳”目標驅動下，海上風電、潮汐能等海洋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斷提升，預計2030年海上風電裝機容量將達到2億千瓦，帶動產業鏈產值超20萬億元。而對于傳統海洋產業，低碳升級的需求也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例如，我國船舶工業發力液化天然氣（LNG）燃料動力船，目前全球7成以上的綠色動力船舶訂單發往中國船塢；漁業養殖業也開始走向遠海，恢復、優化近海環境。一升一降之間，形成了“綠色裝備制造—低碳產業集群”的海洋經濟新生態。
二是智能化+集約化，以科技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拓展海洋經濟的邊界。隨著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涌入，我國海洋產業正成為先進技術的孵化所。而技術的成熟與迭代，也推動了結構與效率的優化提升，如以機器學習算法提升深海礦產勘探效率、創新“一水八用”模式提高海水綜合利用率等，推動了海洋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資本密集型，由第一產業獨大向海洋服務業、制造業和漁業等領域多點開花轉換。海域也由近海、領海、毗連區，向專屬經濟區、大洋、公海拓展，不斷觸碰、開拓海洋經濟發展的邊界。
三是協同化，以海陸與區域的聯動實現共同發展。一方面，近年來沿海高新區與海洋經濟開發區的積極聯動，打造出聚焦新興產業的深圳“海洋新城”、產研文旅全面發展的上海臨港等多種海陸一體化合作樣板，形成陸域研發、海域轉化的區域合作格局。另一方面，各區域之間也有著較為清晰的差異化路徑：北部經濟圈聚焦高端裝備（如船舶制造），東部經濟圈主攻航運金融等服務，南部經濟圈發力深海科技（如深遠海養殖），構建起“錯位競爭、優勢互補”的區域矩陣。
未來，中國海洋經濟的潛力釋放，將通過技術突破、產業升級、生態構建的層級遞進，形成三大戰略增長極：首先是以技術突破激活海洋經濟發展新引擎。從深海到極地，技術是解鎖這些“藍色盲區”資源潛力的鑰匙。無論是海底沉積的錳結核、沉睡千年的可燃冰，還是深海高壓環境下的神秘微生物群落，若要將這些“藍色寶藏”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就必須深耕深遠海立體探測、海洋生物醫藥等前沿科技，讓這些創新成果成為驅動新一輪海洋經濟浪潮的核心引擎。
其次是以產業升級重構全球價值鏈條，推動海洋產業從“跟跑”到“領跑”的質變。傳統漁業告別近海圍網的粗放模式，借助智能網箱、深遠海養殖等技術實現效率與環境的兼顧；航運業則依托區塊鏈與物聯網技術，提升船舶周轉效率的同時，構建“智慧物流+供應鏈金融”的航運業新生態。這些萬億級的新興產業集群將成為創新策源地，改寫世界海洋產業版圖。也只有以產業升級打通從漁業、海洋設備制造到海洋旅游業的產業結構上下游，加速傳統產業向現代海洋產業體系轉變，海洋經濟整體競爭力才能得到提高。
最后是生態構建，以先進的中國經驗與產業引領全球海洋經濟的治理合作，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生態。如今，我國海洋碳匯交易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市場機制逐步完善，藍色債券、海洋碳匯交易等金融工具撬動社會資本超2000億元人民幣，中國在全球海洋碳中和行動中取得了亮眼的成績。與此同時，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大框架下，我國積極布局海外深遠海養殖基地與國際航運中心。這些項目不只是簡單的基礎設施建設，更是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標準與技術體系輸出的重要窗口。通過技術輸出、標準引領、規則制定的三步走戰略，我國正逐步構建國際海洋合作新范式，為全球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