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國會日前通過議案，正式廢除該國自上世紀80年代起實行的“兩孩”計劃生育政策，全面開放生育數量限制。這一政策的調整，深刻反映了越南政府對于人口結構變化以及可能由此帶來社會可持續發展障礙的擔憂。實際上，這也折射出面對人口紅利的東南亞國家當前及未來面臨的一個困境。

在過去15年間，越南作為東南亞地區的“優等生”，實現了平均6.1%的GDP增長率，成功躋身“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行列。如此靚麗的成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越南人口結構優勢所帶來的人口紅利。越南去年人口數量破億，被官方視為國家發展“重要里程碑”。表面上看，目前越南適齡勞動力規模仍在持續擴大，依然處于“人口黃金期”內。但數據顯示，越南總和生育率已連續3年低于確保全國人口穩定所需的2.1，2024年跌至1.91，創歷史新低。若不及時調整政策，預計未來將繼續下降，2054年后人口將開始負增長且降幅持續增大。屆時，人口結構失衡問題凸顯，勞動力的供給顯著不足，社會養老負擔過重，將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越南人口紅利的消退僅是東南亞國家的一個縮影。東南亞第一人口大國——印尼，2024年的總和生育率也已逼近更替紅線。而泰國早于2005年便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預計2031年將進入“超老齡社會”，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到28%。人口紅利的退潮，無疑對東南亞地區未來的長期經濟走勢以及發展戰略帶來挑戰，成為地區各國無法回避的現實議題。

客觀分析，東南亞人口紅利的退潮，并非某個單一變量所致，而是社會結構深層演化的結果。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鄉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加快了城市化進程，許多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逐漸被新興的技術型產業所取代。后者更青睞高學歷、專業技能強的勞動力，對數量的需求反而趨于減少。

另一方面，傳統的生育觀念逐漸被現代觀念所取代，越來越多東南亞年輕人更加注重個人的發展和生活品質，不再將生育視為人生的必然選擇。特別是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使得她們更傾向于追求事業和自我實現。

此外，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住房和教育資源緊張，也進一步削弱了年輕人對生育的愿望，一些人因養娃成本升高而改變了上一代那種結婚生育規劃。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加劇的問題日益凸顯。隨著壽命延長、醫療進步，老年人比例持續攀升。這對東南亞國家原本就不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構成了一定的壓力。從勞動力市場供給到養老體系負擔，東南亞國家面臨著雙重挑戰：未來不僅要彌補勞動力的缺口，還必須保障迅速增加的老齡人口。

筆者認為，東南亞國家有以下政策選擇：第一，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生態，從根本上降低養育成本，緩解部分人群的育兒焦慮。生育激勵不僅僅是經濟補貼，更需包括住房保障、托育支持、教育資源公平等綜合配套，以建立起支持家庭的社會基礎。新加坡“嬰兒花紅”計劃將現金補貼與公積金賬戶聯動，形成從產檢到學齡前的全周期激勵，這種精細化政策設計值得借鑒。同時，應優化職場環境，為女性提供生育后的職業保障和平等晉升空間。

第二，推動“銀發勞動力”再開發戰略，通過終身教育體系，盤活存量人力資源。重視中高齡人群就業，有利于延長人口紅利期和挖掘二次人口紅利，進而削減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風險和沖擊，為促進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推動力。

第三， 加強區域協作機制創新，建立跨國人才流動網絡，突破國界尋找方案。歐盟采取了多種創新措施，在區域內簡化專業人才招聘程序，促進勞動力跨境流動。東南亞可借鑒歐盟經驗，例如允許菲律賓護士、緬甸建筑工人等在區域內定向流動。從東盟一體化建設的長遠發展來看，東盟秘書處也可考慮設立常設人口委員會，統籌勞動力市場數據、協調社保政策對接，將人口挑戰轉化為區域治理升級的契機。實現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變。

歷史經驗表明，人口結構的變化如同緩慢轉向的巨輪，其影響往往在越過臨界點后突然顯現。東南亞各國當前的政策選擇，將決定未來能否開創出“質量型發展”的新航道。唯有在社會成本分攤、代際公平維系、區域資源整合等方面實現制度創新，才能為這個擁有6.7億人口的地區贏得轉型窗口期。（作者是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