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宣布對“奧庫斯”項目進行審查后，堪培拉上空似乎飄蕩起聲聲沉重的嘆息。澳總理阿爾巴尼斯試圖在G7峰會期間與美國總統溝通此事，最后卻被“放鴿子”。這次審查再度反映出美國對外政策中赤裸裸的利己主義本質，在這場并不平等的交易中，美國始終緊握“奧庫斯”這輛小車的方向盤，而澳大利亞不過是后座乘客。

盡管這樣，澳方對“奧庫斯”仍未死心。澳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此前曾表態稱，相關合作“一切正常”。阿爾巴尼斯在G7峰會期間會見加拿大總理卡尼時討論了加拿大成為“奧庫斯”“第二支柱”的可能性，會后還稱考慮在下周北約領導人峰會期間“緊急訪問歐洲”與特朗普會面討論相關問題。可悲的是，澳方無論如何“拉關系”，都無法掩蓋澳大利亞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重大失誤。澳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正意識到，在“奧庫斯”項目上3680億澳元的豪賭，可能正淪為美國戰略棋盤上的“臨時籌碼”。澳大利亞因“奧庫斯”面臨的戰略困境暴露無遺。

澳大利亞的戰略困境，既來源于對美國“印太戰略”的盲目跟隨，更源自在國防和安全戰略方面的誤判和缺乏獨立性。曾經，澳大利亞在維持美澳同盟關系的同時，還致力于加強自身的政策獨立性，努力在經濟和安全之間、在西方意識形態和亞洲地理身份之間尋求平衡。這一策略使得澳大利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亞洲經濟快速發展的潮流，尤其是在中澳關系發展中獲益頗多。然而，從2017年中期開始，澳大利亞一改此前的國家戰略，判斷澳國家安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開始積極推動國防建設，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布局應對區域內不斷加劇的“戰略競爭”。相關判斷被阿爾巴尼斯政府繼承，成為澳大利亞加入“奧庫斯”項目的主要依據，也成了中澳現實分歧的主要根源。

澳方能夠得出如此判斷，或許源于其對南太平洋區域原有“秩序”出現松動，以及區域內實力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的焦慮。這種判斷和焦慮的背后呈現出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層面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特點，以及將南太地區視作自己“勢力范圍”的邏輯。中國同南太各國通過經貿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途徑開展的正常往來，以及中國在亞太地區與美國實力對比的變化，觸及了澳國內一些人的敏感神經，他們認為這是改變區域既有規則和秩序的行動，對澳大利亞不利。這種基于陳舊地緣政治邏輯和意識形態偏見得出的結論本就極具誤導性，再加上美國施加的強大影響力，澳大利亞終究還是被綁上美國的“戰車”，也就陷入了如今的戰略困局。

目前看來，在美國旨在遏制、阻撓和破壞中國和平發展的“印太戰略”中，美國有意將澳大利亞定位和塑造成華盛頓在亞太的“馬前卒”。“奧庫斯”項目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澳方購買美制核潛艇和合作建造“奧庫斯”級核潛艇，這恰恰暴露了其對抗本質對地緣安全構成的風險。澳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分析指出，本土防衛根本用不著核潛艇艦隊，反而可能被用于美國未來在亞太地區發動的潛在軍事行動。從這個角度看，“奧庫斯”不僅不是保護地區和平的盾牌，反而更像抵在地區和平胸口的利刃。況且，拋開“奧庫斯”被審查一事不談，美國在項目中本身就針對澳方設下各種限制條件，澳方花數千億澳元買回來的“只是（潛艇的）駕駛權”。可見，澳方不僅在“奧庫斯”項目合作中處處受美國掣肘，難以達成預期國防建設目標，更有可能被美國“拉下水”，反而得不到心心念念的“戰略安全”。

美國對“奧庫斯”的審查撕下了同盟承諾的華麗外衣。對于澳大利亞及其他所謂“美國盟友”而言，依附美國霸權戰略存在巨大的戰略風險。無視本國經濟發展需求，增加軍費開支，開展無謂的軍備競賽，必然會擠壓民生投入，將國家發展帶上畸形的軌道，也將喪失外交自主性和靈活性。長此以往，其國家主權也將一步步遭受侵蝕，關鍵決策或將日益受制于華盛頓。另外，加入“劍指中國”的對抗性聯盟必然招致來自中國的反制，這將使這些國家陷入經貿困局和安全困境。

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所有國家揚帆遠航，但航向必須靠自己掌舵。是繼續做美國軍工復合體的“提款機”，還是成為亞太和平的“穩定錨”，澳大利亞已然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曾經指出，“中等強國最大的悲哀，是活在大國的戰略敘事里”。他明確表示，澳大利亞必須擺脫對“正在衰退的大西洋帝國”的戰略依附。澳大利亞需要的是更加獨立的、不依賴任何大國、基于自身地緣現實制定的安全戰略。繼續將自身利益同美國國家利益綁定，無異于在懸崖邊蒙眼起舞。（作者是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