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最近援引日本方面“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稱，美國政府突然要求日本增加防衛開支“激怒”了東京，日本決定取消原定7月1日舉行的日美外交和防務“2+2”會談。雖然這一消息還未得到兩國官方證實，但報道說，“可以確定的是，日美之間的隔閡與裂痕日益顯現”。

防衛開支問題成為日美之間一個新摩擦點并不讓人意外。按照1947年實施的戰后“和平憲法”，日本長期以“專守防衛”為基本國策，1976年日本時任首相三木武夫還定下了防衛費不超過GDP1%的原則。不過，隨著國內政治右傾化趨勢日益加劇，日本開始不斷尋求軍事上的自我松綁，設法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和“專守防衛”承諾。20世紀80年代，聲稱進行“戰后總決算”的中曾根康弘政府提出廢除1%限額并大幅增加防衛支出。但因財政來源問題，日本防衛費占GDP的比重大多時間并未超過1%。直到2022年，岸田文雄政府才打著“周邊安全威脅增大”等幌子，宣布到2027年將防衛開支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

說是提高到2%，錢從哪來一直是個問題。數據顯示，2021年以來，日本實際GDP年增長率只有大約1%—2%，防衛費增幅卻遠超經濟增速。執意提高防衛支出給日本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匯率波動以及物價上漲等情況進一步增加了日本政府籌集資金的難度。就在這個時候，美方先是要求日本將防衛開支提高到GDP的3%，沒過幾天又放出風來，要求將這一數字提升到3.5%，這樣的“頤指氣使”立即在日本政府內部引發廣泛不滿。

況且，兩國圍繞關稅問題的博弈也正處于膠著之中。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揮舞關稅大棒但沒對作為重要盟友之一的日本“網開一面”，已讓東京頗感失望。日本政府一開始就對美方作出“絕不屈服”的強硬姿態，眼見美國因為關稅問題面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批評和巨大壓力，日本又采取拖延戰術，希望在接下來的談判中博取一定優勢。正在關稅問題上對美“硬剛”的日本，不排除在防衛費問題上也采取“不順從”姿態，進而增加對美博弈的籌碼。

隔閡與裂痕日漸增多會對日美關系產生何種影響？客觀而言，雖然越來越認識到華盛頓“靠不住”，但日本戰后以來長期將日美同盟作為外交戰略基石，這種慣性一時難以消除。不過，日本對于在與美國同盟中的不平等地位愈發感到不滿，也是越來越清晰的事實，要求對美“平權”的聲音在日本政界和社會上越來越多。早在競選期間，現任首相石破茂就曾表示將謀求修訂《日美地位協定》以實現兩國地位的對等。關稅和防衛支出等問題疊加，無疑加重了日本國內對于遭受美國霸凌的“憤懣”，因而也會助推對美“平權”的呼聲高漲。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等人就稱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只是由于在諸多方面受制于美國，這個“不”字一直沒怎么真正喊出口。當前，美國政府外交戰略顯得雜亂無章，不僅因為關稅問題招致廣泛批評，還因國防支出等問題引發北約盟國以及其他非北約盟友的強烈反彈，現在還采取再次軍事插手中東事務的行動。在美國國際形象進一步受損和影響力相對下降的大環境下，日本可能看到了不再被華盛頓隨意拿捏的“機遇”。

當然，日美同盟關系出現任何“裂痕”，都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北約亞太化”進程。近些年來，除了作為美國亞太政策演進和調整產物的“印太戰略”，“北約亞太化”是觀察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和總體戰略動向的一個重要參照。

筆者認為，這個進程應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美國自感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感下降，僅靠自身難以維持在該地區的絕對優勢，于是主導著北約將觸角更多伸向亞太，同時也要求日本等亞太盟友加大與北約的接觸；另一方面，日本近年來出于“美國越來越靠不住”的認知，也在主動加大與北約其他成員國尤其是一些歐洲國家的聯系，包括接納相關國家軍艦來訪、舉行聯合軍演和簽署一系列防務合作協議等。日本甘當域外勢力進入亞太的跳板，試圖通過加強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捆綁等，為自身軍事擴張提供借口，實質上也有在美國之外尋求安保依靠的考量。

現在，跨大西洋關系的劇烈震蕩已在削弱北約主要歐洲盟國對美國的安全依賴。隨著防務自主的努力進一步增大，歐洲國家未來無論在雙邊層面還是在北約框架內，可能都會更多表達與華盛頓的異議。某種程度上基于同樣的原因，日本可能不得不尋求更加平衡的外交，其中一個表現可能就是對美說“不”頻次不斷增多。就像跨大西洋關系中的博弈愈發激烈一樣，日美同盟間的隔閡、裂痕和拉扯也會增多。這種關系變化的影響，將在未來的雙邊和地區格局變化中逐漸釋放。（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