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在一場演講中就二戰歷史作出反省和道歉，主辦方發布的新聞標題中對此冠以“罕見”一詞，受到中國民眾的廣泛關注，但也引發一些爭議。金杉在演講中表示，“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些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后也將是堅定不移的”。隨后他又說道，“日本在過去80年里為世界和平與繁榮作出了貢獻，我們對80年來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所走過的道路默默地感到自豪，并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金杉還提到日本首相石破茂最近也重申了這一決心，他稱“希望中國朋友們能夠理解日本人民的這種決心”。

就戰后日本圍繞歷史問題的官方立場而言，金杉大使的這番表態可謂中規中矩，沿襲了日本政府自1995年“村山談話”以來的正式立場。之所以“罕見”，大概是因為近來人們已很少聽到日本政要明確表達“反省和歉意”了。在日本國內政治生態不斷右傾保守化的大背景下，大使公開重申反省道歉無疑需要一定勇氣，值得肯定。

眾所周知，由于戰后處理不徹底，日本對待近代以來的對外侵略和戰爭罪行始終缺乏深刻反省，一些右翼保守勢力淡化、美化侵略歷史的錯誤言行層出不窮，修正主義史觀大行其道，使日本國內對二戰歷史的認知較為模糊。就日本官方立場而言，從1995年的“村山談話”到2005年的“小泉談話”，再到2015年的“安倍談話”，雖以不同措辭作出反省和道歉，但總體立場是在不斷倒退的。以至于明確承認日本對亞洲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行為的“村山談話”，被日本右翼勢力視為“眼中釘”，甚至被貼上了“自虐史觀”的標簽。

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政壇格局的深刻演變。隨著戰后1955年體制下“保守對革新”格局的瓦解，冷戰后保守政黨逐漸占據國會絕大多數議席，堅持護憲立場、主張反省歷史的左翼勢力式微。日本民間曾經活躍的和平反戰團體也因后繼乏人，社會號召力和輿論影響力急劇下滑。在保守派政客和媒體的長期操弄下，日本年輕一代普遍對軍國主義歷史缺乏全面客觀認知，今年4月《朝日新聞》民調顯示，58%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對于二戰受害國人民“已經充分道歉和賠償”，僅有29%的受訪者認為“不充分”。

另一方面，日本國內長期以來對二戰的反思偏重于廣島、長崎遭受核爆的受害者視角，文學影視作品也極力渲染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悲情敘事，巧妙掩飾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的侵略實質和加害后果，潛移默化地扭曲了日本社會的二戰史觀。如今，日本國內圍繞二戰歷史的討論和紀念活動依然側重于受害者視角，同時對亞洲鄰國涉日歷史問題動向高度警惕，一些媒體評論妄稱中俄紀念活動系打“歷史牌”。石破茂首相歷史認識相對明確，不僅明確表達反省態度，也強調“審視日本為何發動戰爭非常重要”。不過，據日媒報道，迫于國內各方反對意見，石破茂放棄在今年“8·15”戰敗紀念日發表正式談話的計劃。

因此，我們需要立足于日本二戰史觀的現實情況來看待金杉這段表態，既要肯定其秉持正確立場、勇于反省的積極努力，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之處。作為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傷害最為深重的國家，中國及其民眾完全有理由對日方提出更高要求。金杉的表態中至少有兩點值得商榷。首先是在對待二戰的稱謂和定性問題上，日本官方長期以來使用“那場戰爭”“太平洋戰爭”“日中戰爭”等中性表述，刻意淡化侵略本質和戰敗結果，折射出消極模糊的二戰史觀，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外界判斷日本對于亞洲受害國家缺乏反省誠意的標尺之一。在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我們期待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能夠更加明確地發出正視侵略歷史和加害事實的聲音，與軍國主義歷史劃清界限。這也是日本與亞洲鄰國實現歷史和解的必要前提條件。

其次，細觀金杉大使有關表態，不難發現，他更想傳遞的信息顯然是在下文，也就是要面向中國聽眾宣介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蛻變，這也可視為委婉地提醒中方不要拘泥于歷史問題。實際上，對于戰后日本的和平發展，中方一貫予以積極評價，也寫進了中日間第四個政治文件。但問題在于，近年來日本國內不斷通過渲染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借機突破和平憲法的制約，背離專守防衛路線，推動戰后前所未有的強軍擴武路線，甚至表現出軍事介入臺海和南海問題的危險動向。這種做法不僅背離了兩國達成的“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鄭重承諾，嚴重破壞中日間的政治安全互信，也使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承諾大打折扣。

不論日本國內是否還具備“軍國主義復活”的土壤，人們的擔憂都是有道理的。知古鑒今，歷史認識的偏差可能成為和平發展道路上的隱形障礙。日本如果希望歷史問題早日“翻篇”，首先應當設身處地站在亞洲受害國的立場上校準歷史認知。這不是對日本的道義苛責，而是日本作為“和平國家”成色的“試金石”。（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