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北約海牙峰會前的記者會上，北約秘書長呂特數次渲染所謂“中國正大幅增強軍力”的現實威脅，鼓吹北約與亞太地區合作伙伴的協同合作關系。呂特在講話中刻意將中俄正常雙邊關系解讀為政治軍事同盟，刻意將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高度捆綁，強調所謂歐洲與亞太地緣政治安全的一體化原則。客觀而言，俄烏沖突的爆發使北約得以續命。但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2.0”時期美國對外政策呈現戰略收縮態勢，淡出歐洲安全機制成為美國對歐政策的一種選擇。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北約通過炒作亞太地緣政治議題可以再次克服其合法性危機嗎？

北約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是拜登政府妄圖圍堵遏制中國的重要戰略舉措，其核心戰略構想是聯合歐洲傳統盟友與亞太地區合作伙伴，基于歐亞地區盟友合作機制，針對中俄兩大戰略競爭對手，構建跨越歐洲與亞太的統一戰略格局。這一機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一體化集體防御能力，基于所謂價值觀一致性原則，在傳統軍事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構建由美國主導的跨海洋合作聯盟機制。這一合作機制具有更為強烈的冷戰思維意識，將中俄雙邊關系妖魔化，突出強調所謂“中俄聯盟關系是現有世界秩序的破壞者”，刻意渲染敵對關系。拜登政府認為，北約與亞太伙伴的合作機制是最為適合統籌美國涉臺戰略的主要平臺，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與中國的正面對抗，并且實現歐亞主要盟友與美國的利益捆綁。聯結歐亞構建美國主導的盟友一體化安全機制，是北約實施亞太擴張戰略的最終目標。

然而，在北約機制內，歐洲主要國家與美國在關于北約進入亞太地區這一戰略性問題上矛盾明顯。根本原因在于，北約加強與亞太地區伙伴的合作關系，與北約整體防御及威懾機制的戰略目標存在內在矛盾。德法意等歐洲主要大國一直強調北約是歐洲區域內的安全防御機制，不是跨歐亞區域的安全合作機制。以上國家充分意識到其在亞太地區戰略輻射能力有限，并不主張與中國在這一地區展開對抗，對此前美國極力推動的跨歐亞聯盟體系并不認同。多數歐陸國家普遍認識到美國主導的北約亞太化是對歐陸國家利益的侵害，反對北約成為一個橫跨兩洋的“民主國家”軍事聯盟。

作為一名歐洲資深政治人物，尋求美歐在北約戰略發展方向上的利益共同點與妥協方案，是呂特擔任北約秘書長的重要任務。呂特政治意識形態中大歐洲主義的色彩極為濃厚，“歐洲利益第一”的認識同樣根深蒂固。在歐洲安全機制問題、美歐跨大西洋關系、歐洲對華立場等諸多問題上，呂特十分注重平衡美歐內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緩沖美國一味綁架歐洲國家對抗中俄的戰略目標。作為一名大歐洲主義者，呂特本人并不認同歐洲國家在軍事上深度介入亞太地區，而是認為北約的主要職能應是維護穩定有效的歐洲安全機制以應對來自俄羅斯的現實威脅。在本次北約峰會前夕，呂特高調炒作北約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價值，是對特朗普政府有意淡出歐洲軍事安全機制的“刻意提醒”。

北約再次出現的“合法性”危機，與美國全球戰略收縮存在根本聯系，歐洲在美國外交戰略版圖中被日益邊緣化。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美歐關系的本質已經從政治與意識形態盟友變為“交易關系”，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重心已經從歐洲悄然轉向亞太。無論是特朗普還是萬斯，都在外交戰略層面對歐洲存在一種無法掩飾的“蔑視”。特朗普商人交易思維的特征十分明顯，強調以明確協議條款的形式固化歐洲對自身安全的承諾，基于所謂價值觀一致的外交原則根本不適用美國新政府。萬斯反歐洲、反大西洋主義的政治立場則非常明顯。北約歐洲成員國做出將本國GDP的5%用于歐洲防務的空頭承諾，呂特大肆強調歐盟在未來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重要意義，都是為了重新贏得美國的關注與支持，不至淪為美國外交戰略重大轉型的“棄子”。

應該看到，呂特代表的大歐洲主義者可以與美方交易的重要籌碼，就是北約與亞太合作伙伴機制極有可能成為西方一些力量推動臺灣問題國際化的主要行動平臺。在西方反華勢力看來，俄烏沖突與中國臺灣問題在地緣政治博弈中具有同質性。基于挑動俄烏沖突的現實經驗，著力構建同盟國針對臺灣事務一致行動的協調機制，將臺灣問題進一步國際化，是華盛頓極有可能激活的拜登政府外交遺產，也是中國未來需要著力應對的戰略博弈。（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