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對進口藥品和銅征收高額關稅，其中藥品關稅可能高達200%。但將給藥企至少一年的時間，在關稅生效前將供應鏈轉移回美國。這一舉措背后，是美國決策圈面對全球生物醫藥，尤其是創新藥領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危機感和不自信。

前段時間，美國國家新興生物技術安全委員會（NSCEB）在提交美國國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正以系統性戰略挑戰美國生物技術霸權。”以抗體偶聯藥物（ADC）為例，這種被譽為“魔法子彈”的醫藥技術主要用于癌癥治療，能充分反映生物醫藥產業的技術實力、研發深度和產業競爭力。而在2025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公布的全球184項ADC研究中，中國藥企獨占89項、占比近半。這份新歷史紀錄成為中美博弈中最具象征意義的注腳——曾經由歐美主導的創新藥賽道，正在經歷“攻守易勢”的深刻變革。

2010年之前，中國藥企在全球創新藥版圖中幾乎“隱形”。彼時，美國藥企憑借先發優勢，牢牢占據全球創新藥市場的領頭羊地位，而中國藥企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仿制藥。到了2015年，中國啟動藥監改革成為轉折點。得益于吸引大量海外生物醫藥頂尖人才歸國創業與創新積累，國內制藥行業上游產業鏈逐步形成自主創新體系，快速建成了全球最強的CXO能力。這是一項涵蓋藥物研發（CRO）、生產（CMO/CDMO）及商業化（CSO）全流程全鏈條的醫藥外包服務。1類創新藥上市數量從2018年的9個飆升至2024年的48個，還推出了臨床試驗“30日快速審批通道”，快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

這一“跨越”離不開政策、資本與人才的協同發力。國家醫保局通過動態調整機制，將新藥從獲批上市到納入醫保目錄的時間從原來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80%的創新藥在上市2年內實現醫保覆蓋。資本市場也不甘示弱，2024年中國藥企完成超90筆海外授權交易，總金額突破500億美元。2025年上半年中國創新藥BD（業務拓展）出海交易已超過50起，僅披露的合作總金額就高達484.48億美元，今年有望創下新高。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一項研究顯示，在人工智能、航天、量子技術等五大關鍵技術領域中，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已蛻變為“關鍵競爭者”，最有可能率先趕超美國。

對此，美國決策圈的危機感與日俱增。2023年底美國《生物安全法》草案就明確限制美國聯邦機構與“藥明系”和“華大系”共5家中國藥企的商業合作，“赤裸裸”地開展“技術脫鉤”。隨后在今年4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宣布禁止中國學者訪問關鍵生物醫學數據庫，6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宣布啟動涉華專項審查。

頗為諷刺的是，一邊是美國政策圈對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展開圍追堵截和技術封鎖，另一邊是輝瑞、默沙東等美國制藥巨頭與中國藥企簽下的創新藥授權協議不斷刷新規模。有機構統計，2025年一季度中國創新藥授權交易達41起，總金額369.29億美元，3個月交易額已逼近2023年全年總和；5月，輝瑞與三生制藥達成總價60.5億美元協議，刷新了國產藥出海紀錄。如今，美國藥企已對中國形成“習慣性依賴”，中國產線、原輔料和臨床試驗也成為美國藥企的重要選項，某些關鍵環節甚至是唯一選擇。美國資本“用腳投票”在所難免。

產業的“剪刀差”發展趨勢背后，是中美創新藥科研博弈的具象表現。NSCEB報告顯示，中國在合成生物學高被引論文中占比從2010年13%升至31%，美國則從45%降至28%。成本思維與人才紅利下的工業模式，才是中國生物醫藥“高性價比創新”的靈魂所在。中國創新藥的研發成本僅為美國同行的30%甚至20%，研發周期卻比國際同行短30%以上。一名從業者直言：“我們的優勢在于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患者獲益的速度。”

盡管政治博弈加劇，但中美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化協同難以逆轉。阿斯利康中國區總裁曾判斷，“中美在基礎研究、臨床試驗等環節的互補性，短期內無法被政治因素取代。”即便美國試圖通過“生物制造回流”重塑產業規則，也無法阻攔中國以開放姿態構建全球創新生態。開放合作將是未來創新藥發展的主旋律。

回望中美創新藥競合史，勝負手始終在于誰能構建更開放包容、高效有序的創新生態，而不是維護技術霸權。面對中國以政策引導、臨床驅動、開放合作重塑競爭格局，若美國固守技術封鎖與保護主義，恐將錯失生物醫藥革命的下一程。正如美國媒體哀嘆，“當中國藥企已經開始定義‘全球新藥’標準時，美國再談‘脫鉤’為時已晚。”這場關乎人類健康福祉的創新競賽，也終將回歸人類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零和博弈是“穿腸毒藥”，開放協作才是“治病良方”。（作者是浙江大學金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