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杭州、合肥、成都……這些新一線或二三線城市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外有關中國經濟的觀察與討論當中。這些經濟意義上的新興城市何以實現“蝶變”？對于中國經濟整體發展又意味著什么？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沈潔：國際關系學院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劉戈：財經評論員

許維鴻：中國發明成果轉化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越來越多內陸城市實現“跑步走”

沈潔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在不久前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對中國城市經濟發展活力做了綜合評估和排序，結果令人有些“意外”：北京、上海、廣州等超一線城市未能躋身前列；杭州雄踞榜首，合肥、成都緊隨其后。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位居該榜單前十的城市中，合肥、長沙、成都、蕪湖、武漢均處于內陸省份。越來越多內陸城市煥發活力，一方面能對周邊起到輻射作用，帶動產業鏈供應鏈向縱深發展；另一方面能與沿海地區形成優勢互補、錯位發展格局。

內陸城市增長加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成效體現。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一方面，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消費潛力和資源優勢尚未充分釋放，仍可通過統一國內大市場刺激內陸需求，提升資源要素利用效率，引導產業、金融資本向內陸城市轉移布局，形成一批新的產業集群和制造基地。比如，清潔能源轉型浪潮帶動了鋰產業的蓬勃發展，江西新余、宜春和四川遂寧等中小城市搶抓機遇，有效提振經濟。另一方面，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為內陸城市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隨著西部陸海新通道以及中部交通樞紐、高速鐵路網等重大基礎設施落地，長期制約內陸城市的區位短板不斷補齊，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加快集聚，經濟活力顯著增強。例如，武漢依托“超米字型”高鐵網絡和長江黃金水道發展成為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實現運輸高效通達、區域快速聯動，展現出內陸城市在新發展格局下的強勁增長動能。

內陸城市蓬勃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動實踐。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于創新驅動。較之存在一定“路徑依賴”的沿海發達地區，內陸城市在數字經濟、綠色產業、人工智能等領域具備“輕裝上陣”的后發優勢。例如，貴陽搶抓國家大數據戰略先機，建成全國首個大數據交易所，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走在全國前列。另外，地方政府層面有的放矢地給予融資支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將助推當地實現科技資源的加速整合與產業結構的“蝶變”升級。以合肥為例，近年來，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一些關鍵技術領域面臨“卡脖子”難題的背景下，合肥結合自身優勢，基于集成電路產業市場規模大、工藝迭代速度快的判斷，瞄準DRAM型存儲芯片這一關鍵細分領域加大投入，不僅有力打破一些國外產業巨頭的壟斷，還吸引了一大批半導體企業落戶合肥。這些實踐表明，內陸城市正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邁出堅實步伐。

內陸城市多點開花，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內陸中心城市及其所處城市群、都市圈的崛起，已經不是個例，而是多點聯動、協同推進。比如，當前，長株潭一體化加速提質，三市產業協同步伐堅實：長沙主攻工程機械、電子信息，株洲深耕航空動力與軌道交通，湘潭聚焦先進材料，形成“錯位競爭、鏈式配套”的產業格局。再如，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已見成效，兩地共建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先進材料、特色消費品四大萬億元級的產業集群，汽車產量、電子信息產值占全國的1/10以上。同時，成都還依托汽車、電子制造、軟件等產業基礎，串聯周邊德陽、眉山、資陽等地，通過“研發在成都，制造在德眉資”模式打造西部制造業走廊。內陸城市“跑步走”，是我國區域發展由“軸帶結構”向“網狀結構”過渡升級的直觀展現，也是進一步提升區域協調發展水平、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總體而言，當前我國沿海大城市根基深厚、穩扎穩打，將會繼續成為生產力增長的主要源泉。與此同時，內陸城市迸發活力，在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賽道取得突破，一方面將為我國經濟整體穩定增長注入強勁動能，另一方面更有助于縮小東西差距、促進陸海融合。這些變化彰顯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正在穩步邁入新的階段。

城市活力迸發背后

劉戈

產業迭代和工業化后期人才流動等因素正在重構中國的城市經濟版圖。杭州、合肥、成都、長沙等新一線或二線城市經濟呈現迸發態勢，已經成為一種基本趨勢。國外機構或觀察者注意到這種趨勢，可能是因為在研究有關中國的投資機會和產業變遷時，發現一些初創公司誕生在了他們不太熟悉的城市。如果不把認知觸角延伸到這些新的城市，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將會發生較大偏差。

想要了解人工智能和具身機器人的前沿趨勢，目光顯然需要投向杭州。Deepseek和宇樹科技等“六小龍”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成百上千同類企業中的佼佼者。要想考察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產供鏈的最新進展，合肥可能是一個比較精準的選擇。而要更深層次地調研影視、游戲和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鏈，成都將是不錯的選擇。當地游戲產業收入位居全國前列，影視方面則打造出“哪吒”等現象級作品和IP。新能源汽車方面，2025年上半年成都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激增3倍，產值突破百億元，爆發式增長的背后是“電池、電機、電控”全產業鏈生態的構建。

放到5年前，要想考察這些領域的最新前沿動態，北京、上海、深圳等可能還是更加穩妥的選擇。

杭州、合肥、成都等城市經濟活力的迸發，一方面是因為沿襲了地方政府產業政策主導下的產業培育慣性。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投資、配套相關產業政策和鼓勵私營部門協同發力等，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持續升級和機制創新的成果，更加務實、精準的政策措施讓一些城市的優勢得以更大程度的凸顯。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正進入工業化后期，從經濟發展規律上看也會出現經濟發展資源從集中到分散的過程。這主要得益于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更趨便利帶來人口特別是人才的流動。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已經印證這一規律：當核心城市的運營和制度成本超過創新收益，就會發生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外溢，尤其是流向具備差異化優勢的二三線城市。這種變化幾乎都發生在同一個“窗口期”，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工業化進入成熟期之后。

相對較低的房價和生活成本、與一線城市差不多的就業機會和薪資水平、同樣方便的交通出行條件等，讓各類人才選擇就業地時開始把新一線或二三線城市納入考量，而非只是緊盯一線城市。越來越多的“90后”“00后”求職者，開始把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作為關鍵考量因素。

筆者剛剛結束在珠海的調研，其間接觸到的數十位優秀工程師，從黑龍江到福建，從四川到寧夏，可謂來自天南海北。相對穩定的工作崗位和薪資收入，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再把去廣州、深圳等規模更大的城市作為主要方向。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升級，直接改變了人才流動的方向。這種轉變正在就業選擇上形成良性循環，新崛起的一些城市為年輕人提供了不遜于一線城市的事業發展機會。這種變化與市場主體尋求更低成本的本能結合在一起，使得更多產業向著新興經濟活躍城市轉移。

這些城市把大學、廠房、人才、政策、交通等現成的“積木”重新組合，用更低的成本、更準的決策、更大的市場，讓新技術和新模式更快落地。換句話說，先進生產力不再只屬于超一線或一線城市，而是出現在“成本、人才、市場”等條件同時達標的城市。就此而言，杭州、合肥、成都等只是第一批跑出來的樣本。接下來，可能還有更多這樣的城市涌現。

依托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大局

許維鴻

最近幾年，在國內外輿論觀察和探究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時，杭州、合肥、成都、武漢等新一線或二線城市確實被越來越多地提及。這并不是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的經濟活力或貢獻降低，事實上，在經濟密度、產業布局、輻射效應以及人口承載能力等諸多方面，這些城市依然保持巨大優勢。只是與這些“傳統”經濟活躍城市相比，一些新興區域中心城市或重點城市帶著明顯的“新質”烙印，并且正在帶動中國經濟新增長極不斷涌現，因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客觀而言，新一線或其他重點城市的崛起，與通常意義上的城市發展規律以及中國城市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息息相關。

就城市發展規律而言，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傳統超大規模城市開始轉變過去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著力破解自身面臨的一些“大城市病”，尋求推動城市業態、功能和品質提升。這個過程伴隨著在城市中心區域規模等方面做減法，在非核心功能疏解等方面加速優化調整，同時也對周邊地區或其他二三線城市形成科技創新和產業生態等方面的輻射帶動作用。除了這些宏觀背景，傳統一線或超大城市住房、交通以及整體生活成本相對較高，較之新一線或其他重點城市的“性價比”降低，也是促使各類人才尤其是年輕群體流向杭州、合肥、成都等城市的重要原因。

就中國城市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來看，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大體可以看到一個中國城市次第發展和迸發巨大經濟活力的演進過程。從相對傳統意義上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到現在的杭州、合肥、成都、長沙等，這條城市發展歷程和軌跡對應并累積著中國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側重以及成就。

不少分析人士試圖總結，浙江杭州孕育出科技“六小龍”，安徽合肥打造出“合肥模式”，湖北武漢建設“中國光谷”……這批新的“中國最具活力城市”為何能夠形成如此迅猛的發展勢頭？背后當然有著基礎設施建設更加完善、資源配置更加合理，進而對于人才和產業吸引力更強等多種因素。而就城市發展長期規劃而言，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還在于相關地方政府近年來積極回應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結合本地產業結構和配套設施的實際條件，在招商引資和創新發展等方面作出新的嘗試。如今，這些嘗試正在當地一些新興經濟領域的突飛猛進中收獲碩果。

當然，我們在考察新興中心城市或重點城市崛起的過程中，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即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正在取得新的進展，更多城市迸發活力是在中國經濟整體扎牢根基的基礎之上。換句話說，這些新興活躍城市之所以耀眼，是因為它們背靠中國經濟整體穩中向好、區域之間發展更趨平衡的大局。近些年來，我國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動西部大開發、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地區崛起、東部率先發展。其間伴隨著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等過程，也包括資金、政策等一些要素和資源從沿海發達地區向著內陸地區的適當傾斜。

另外，我們在觀察中國城市經濟版圖變遷時，不能光看這些城市，還要兼顧考察城市周邊的鄉村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經過長達8年的持續奮斗，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地區發展條件不斷改善，經濟活力和發展后勁明顯增強，這為相關地區中心城市或重點城市迸發經濟活力打下了底子、奠定了基礎，區域中心城市或城市群的集聚和帶動效應由此得以展現。

放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或許更能理解中國城市活力變遷背后的多種驅動因素，更加期待區域協調發展取得更大進展并推動更多新興活力城市涌現，也對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和自信。